農村學生辛酸高考路：我是走到最后的幸存者

“如果把我和同伴們所經歷的教育過程喻為一次探險，我就是一個走到最后的幸存者。”

　　“我很羨慕城市的同學”

　　1988年，我出生于陜西平利縣一座村莊。2007年，在縣城中學復讀一年后，我考進了華中科技大學。

　　開學后，我認識一名陜西老鄉，她畢業于西北工業大學附屬中學陜西兩所巨無霸超級中學之一，每年幾乎壟斷了陜西文理狀元與北清名額。

　　但她看上去郁郁寡歡“我成績太差，在年級排下游，只能考上這兒。”她和我的高考分數差不多，都剛好過600分，可我的成績在全縣第五。作為縣中的一名“尖子生”，我居然和超級中學的一名“差生”，考入了同一所大學。

　　平利縣位于大巴山深處，農村人口占到全縣人口的絕大多數。2003年我上高中時，類似西北工大附中這樣的超級中學加速膨脹，而平利中學這樣的普通縣中開始走下坡路，陜南地區曾經名聲很大的旬陽縣中學、漢陰中學也都消沉下去。我第一次高考過了一本線，但我想上一個更好的大學，于是我來到縣中復讀。

　　在考生最多2007年到2009年，平利中學考上一本線的考生也僅60人左右，能考600分以上的“尖子生”不足5人。

　　平利縣的其他兩所鄉鎮中學更慘不忍睹。2006年，我曾就讀的八仙中學僅3人過一本線，7人過二本線，老縣中學有一年甚至僅有一名考生過了二本線。

　　大學里，我很羨慕城市的同學，他們有很多高中同學聚會。而我，幾乎連一個同縣的老鄉都找不到。

　　我們都是“次品生”？

　　像我這樣出身寒門的孩子競爭力差，跟縣中的師資有關系。陜西師范大學這類師范院校的畢業生很少選擇到縣中教書，作為西部最好的師范院校，它的畢業生多數集中在城市中學。

　　平利縣中迄今僅有一位全國優秀教師。他是高校擴招前招進縣中的一批優秀老師之一。2005年開始，很多老師因為隨之補充進來的教師水準都不如往前。并且，一些經驗豐富、能力突出的老師陸續被安康甚至西安實力雄厚的重點中學挖走。

　　就這樣，最基層的中小學校師資就像高山的溪水般，一級一級匯入大河岸邊的學校。被抽得最干最徹底的，是鄉村的中小學。

　　在八仙中學，大部分老師都是中專畢業，水平稍高的老師很快就會被挖走。我初中的代課老師中后來有4位去了縣中和市里的中學。

　　進入高中后，由于教師太少，我所在班級當時的數學老師就是從小學緊急調入的。高一下期末考試，班上一大批同學的分數都在30分以下(滿分150分)，我記得自己當時考了13分。

　　在這所鄉鎮中學里，專業學語文的老師在教生物，而教數學的老師可能是之前學音樂的。在課堂上，老師經常解不出一道題目，就讓“尖子生”去解答，學生講完，老師就在講臺下補一句“就是這么做的”。

　　2003年，我參加中考時全中學兩個鎮的學生只有6人考入縣中，我當時考了第7，留在了八仙中學。而在2004年的中考里，全年級僅一人考入縣中。

　　八仙中學的高中生源，就是我們這些被縣中和重點中學淘汰下來的“次品”。2006年我第一次參加高考，全年級考生55人，僅有7人過了二本線，還有五十幾位同學，干脆連高考都放棄了。

　　走到最后的幸存者

　　我的小學在村莊里度過，整個小學只有一間教室和一塊黑板，我的大伯村小學老師一個人帶兩個年級的語文和數學。教室很破，下雨天石板房漏雨，我們就把桌椅移開滴水的地方。

　　后來，初小被合并到鄉里面的中心小學，這種基于辦學成本的合并在當時的農村很普遍，常常三四個小學合并為一個小學。

　　這種撤并使得學生和家里的負擔一下子大了起來，同村和鄰村的不少同學都回家幫忙干活了。留下來的學生也只能是混日子，每天天不見亮就帶著手電筒走山路去上學，到了教室已經是筋疲力盡，下午又要走路回去，從放學走到快天黑才到家。老師們對于學生的境況也是束手無策，水平有限的他們并不懂如何在課堂上調動學生的興趣，他們總認為是我們太懶惰了，于是體罰成為家常便飯。

　　等到小學畢業時，我所在的班級就只有三十三個人了，同村的同學就只有一個男孩子。初小那些同學，除了兩三個留級，其余沒有讀書了。鄰近幾個村情況也都一樣，輟學成為家常便飯，縱然是集鎮上條件好的家庭也有很多人輟學，他們常是因為調皮被老師體罰，跑回家就再也不敢到學校了。

　　等到上高中時，整個年級就只有一個人是我小學的同學。對于很多家長來說，農村上學希望太過渺茫了，不如讓孩子打工攢錢蓋房子，蓋好房子娶妻生子則是最實惠的選擇。從小到大，我的那些同學們總會逐漸消失于上學的途中，出現在田間地頭或者打工者擁擠的火車上。

　　今年我大學畢業，回想自己一路來的經歷，如果說把我和同伴們所經歷的教育過程比喻為一次探險，我更愿意相信自己只是一個走到最后的幸存者。還記得高中時，政治老師曾經在課程問我們一個問題：政府下決心關閉黑煤窯、黑磚廠，大家說好不好？

　　我們異口同聲回答說，好。汪老師當時很神秘地搖搖頭說，對有些同學也不一定好。“不好好學習，原來還有一條路，可以進這些廠打工，現在這條路也堵死了。”

　　大學畢業前夕，我回家參加初小同學的婚禮，聽到了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

　　好消息是，教過我們的大伯今年要退休了，這位有著43年教齡的鄉村教師，回想職業生涯最得意的是，這輩子總算培養出一個大學生，也就是我。他的許多同事，窮盡一生也沒教出一個。

　　壞消息是，村小班上的5個男生，如今就剩下我們倆了。其他三人輟學后到煤礦打工，被埋在了礦下面，回到村里的只有他們的骨灰盒。

　　　　(責任編輯：卜范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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