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問為何“工科生下降文科生上升”

　　朱四倍

　　近日，在一場主題為“青少年社會福利政策與青少年發展”的研討會上，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俊彥在分析青少年問題成因時指出，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分配制度沒有跟上，最明顯的是不同行業的分配不公。 “有一個直接的數據，1999年高校擴招以后的在校學生，工科生所占比例從55%下降到33%，文科生所占比例從20%提高到37%，背景是父母和社會熱衷于金融、法律、財會這些分蛋糕的行業，人們不愿意從事做蛋糕的行業。 ”

　　“工科生下降文科生上升”是社會細節，但是，在學者看來，這與社會心理和群體選擇有關“父母和社會熱衷于金融、法律、財會這些分蛋糕的行業，人們不愿意從事做蛋糕的行業”，對此，我們該如何看待？當你我都加入到分蛋糕的行業中時，是誰的福音？

　　事實上，“工科生下降文科生上升”的本質問題是對生產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的追問。也就是說，靠什么讓人們相信生產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才是社會的方向。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斯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認為，對經濟發展起決定影響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術因素。他在區別了到底哪種制度能促進經濟增長、哪種制度會妨礙經濟增長時，使用了生產性努力與分配性努力的概念。而我國經濟學家盛洪先生認為，生產性努力是一個人為了獲得收入而進行的創造新財富的活動。分配性努力是一個人將別人已有的財富轉變為自己的財富的活動。在其他人的情況不變的條件下，一個人的分配性努力使得社會財富不增加、甚至減少(零和或負和)。由此，我們看到，“工科生下降文科生上升”的背后就是人們分配性努力的熱情在上升，而生產性努力的熱情在下降，并且，這種下降的后果很可能是一種零和或負和游戲。

　　常識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經濟能否發展，就在于能否刺激人們的生產性努力、克服人們的分配性努力。但個體都愿意分蛋糕不愿意做蛋糕時，在筆者看來，就意味著問題的出現，因為我們不僅無法奠定人們進行生產性努力的基礎，并且也無法克服公眾的分配性努力，由此，就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從一定程度上說，“工科生下降文科生上升”的小細節折射出了社會問題。

　　誠然，分配性努力更符合個體的天性，因為坐享其成是人的弱點之一，但社會的進步就是要克服人的弱點。并且就一個社會來說，生產性努力創造財富，而非將別人的財富轉變為自己的財富，才是社會和諧運轉的前提。因此，不可小視“工科生下降文科生上升”背后的分配性努力趨勢，而應通過適當的制度引導和約束，來制約消極的分配性努力，激勵積極的分配性努力，否則，不但無法克服人性的弱點，甚至會讓社會陷入困境之中。

　　從總體上講，一個有效率的制度，將盡可能使每個利益主體的權利和責任明確、相互對稱，個人努力與報酬對等，個體利益預期不斷接近社會收益，讓個人主要通過生產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去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從而使人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直接導致產出的增加，社會福利總水平的提高。而“工科生下降文科生上升”的隱秘社會心理是一種反面的例子，也足以說明分配性努力正在形成對社會的附體之勢，我們能不驚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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