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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考與古時科舉心理對比分析

時間:2025-06-08 07:01:13 晶敏 高考心理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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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考與古時科舉心理對比分析

  喜歡運動、鋼琴九級、喜愛動漫,身高1.74米的張思無,是個長頭發的高個“蘿莉”。高考之后,她的人生將迎來嶄新的一頁——她將成為劉洋、王亞平等飛天英雄的師妹,在空軍航空大學學習后做一名駕駛戰斗機的女飛行員。今年,空軍首次通過高考在津招收1名女飛行員,實驗中學高三畢業生張思無經過層層選拔,成為該市首個通過高考被錄取的女飛行員。7月13日,1995年出生的張思無收到空軍招飛局北京選拔中心(華北地區)發來的錄取短信,今年天津地區最終僅她一人獲得錄取。

今日高考與古時科舉心理對比分析

  淡定心態通過層層選拔

  實驗中學高三八班、張思無的班主任卜立偉老師告訴記者,張思無參加“女飛”選拔是很偶然的機會。“盡管她的學習成績在班上并不突出,但是人很踏實,人緣也好,又加上高個子一直坐在班上最后一排,我想視力應該不錯。”于是,卜老師就推薦張思無參加空軍招“女飛”的選拔,從小并不了解軍事的張思無特別爽快地答應了。

  抱著“試試看”的心態,通過初選的張思無去北京參加了首次體檢。體檢規格執行戰斗機飛行員標準,從4月15日起一共體檢了4天,華北地區共有80余人參加。

  據悉,女性飛行員招募有著嚴格的身體條件要求。女性考生的視力要求甚至超過了男性考生,按空軍標準視力表雙眼裸眼視力在1.0以上,而男性考生的標準為空軍標準視力表雙眼裸眼視力0.8以上,這是因為女性飛行學員以后將成為戰斗機飛行員。

  將成王亞平師妹

  高考成績出來后,全天津市僅剩她在內的兩名女生,這時候,更嚴格的一次體檢到來了。全國還剩下100多名女生,在高考后赴京參加選拔。這次,“花樣就更多了。不僅有腦電圖頭上戴個套,還有完全模擬真實飛機的駕駛操作。”直到操作前一晚,張思無才拿到一本培訓教材,“收起落架、上升、下降、轉彎……”所有動作都是現學現賣,這次,大心臟的張思無終于有點緊張的感覺了。在教官的指導下,張思無順利通過了第二次體檢的全部內容。

  張思無了解到飛天女英雄劉洋、王亞平等人都是她的師姐,也是通過高考錄取的女飛行員。(彭未風)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唐代詩人張繼的這首千古絕唱,誰又知道它原是一個古代落榜生屢試不中的心情寫照呢?

  歷史總是在不斷重復的,每年的高考分數公布,總會有許多的落榜生患上“高考后遺癥”。前幾天新聞里說,有個女生因成績不理想,選擇放棄了如花生命。高考承載了考生和家長太多的期待與夢想,自古以來都一樣。

  賈島:接受安慰、與朋友的交心

  唐代詩人賈島,也就是“推敲”典故里的那個人。他年輕時做過和尚,后來還俗,跟韓愈、孟郊等是好友。

  賈島參加多次科考,卻屢屢落榜。他的性格比較孤僻自閉,清代文人李懷民從其作品的角度評價他為“清奇僻苦主”。賈島之所以能夠挺過科場失意、生計無著的雙重壓力,靠的正是與朋友的交心。他在《寄韓潮州愈》詩中云:“此心曾與木蘭舟,直至天南潮水頭。隔嶺篇章來華 岳,出關書信過瀧流。”又在《病鶻吟》中向朋友直抒胸臆:“不緣毛羽遭零落,焉肯雄心向爾低!”

  可見,親人朋友之間的彼此寬慰,才是緩釋壓力的不二良方。

  張繼:自我激勵、進行體育鍛煉

  對于莘莘學子來說,一次的高考落榜不算什么人生挫折,就算是,也應該正確面對,及時站起來。

  唐代詩人張繼,也曾多次落榜,心情之郁悶,可想而知。有一首著名的唐詩《楓橋夜泊》,就是張繼在科舉落榜后,與朋友到蘇州旅游期間寫成的。“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但張繼并未就此消沉下去,而是選擇了振作,曾自我激勵曰:“調與時人背,心將靜者論。”靜下心來,從頭開始。其好友劉長卿在《哭張員外繼》一詩的自注里 引用了高仲武對張繼的評價:“員外累代詞伯,(及第前)積習弓裘。”說明張繼不但在詩文上發憤用功,還經常進行體育鍛煉 。終于在天寶十二年(753年),張繼考中了進士,至大歷中,以檢校祠部員外郎升任洪州(今南昌市)鹽鐵判官。

  唐寅:出門旅行、參加體力勞動

  有個落榜生對記者說:“我幾乎不敢面對所有的人。”這顯然是一個失去自信的孩子,急需信心重建。如何重建?明代的唐伯虎是個例子。1500年,才華橫溢 的他赴京參加會試,無意中卷入了科場舞弊案而落榜,“心比天高,命比紙薄”這句話恰好印證在他的頭上,人生打擊不可謂不大。唐伯虎調整心態的方法是,約祝枝山等人出去旅游,或者在家種桃樹,參加體力勞動。通過調整心態,唐伯虎的自信又找到了,他發現,自己的價值原來體現在繪畫方面,不能做官,那就做一個 出的畫家吧。

  李時珍:成才的途徑不僅是做官

  李時珍的故事,許多學生都知道。14歲考中秀才,相當 于高中生,其后九年連續參加了三次鄉試,都名落孫山。在封建社會的中后期,讀書人只有考取了鄉試,成為舉人,才能參加全國性的禮部統考,并初步獲得做官資 格。而李時珍認識到,成才的途徑不僅僅是做官。他立志從醫,走遍大江南北,閱讀無數的醫書,用了29年時間,完成了博物學著作《本草綱目》的編撰。

  歷史上此類的例子很多。如《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對高考也相當熱衷,可是他偏偏不樂意去鉆研八股文。明清小說里有“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 唐”的說法,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模式,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蒲松齡古稀之年還是考不中,被地方教育部門破例補為貢生(舉人)。后來,他傾畢生精力寫 就40萬字的《聊齋志異》,贏得后人的尊崇。

  古代科舉趕考介紹

  為體現科舉選士的公開與公正,自唐至清,不論是兩級考試還是三級考試,每級考試都要做到統一時間、統一內容、集中考試。此項規定,首先給應試者帶來了一個難題,那就是要遠離家鄉,千里迢迢去參加考試。且不說唐宋的省試、明清的會試,要集中全國舉子赴京師,就是明清的鄉試,士子們云集省城,就夠他們奔波的了。難怪古人用“趕考”來描繪這一歷程。“趕”字確實道出了應試者的千辛萬苦。

  清人龔煒曾作《赴考》一文,描繪自己以孱弱之軀,赴考路上中暑、暈船,最終只能半途返回,甚至因此“絕意名場”;清初湖南士子須赴武昌考試,途經洞庭湖,甚至“屢遭覆溺”。

  《名醫類案》載“許元公入京師赴省試,過橋墜馬,右臂臼脫”,本已昏迷,幸遇一良醫為之調治,“五日復常,遂得赴試”。雖然只是意外,卻可見長途跋涉之風云難測。

  又載:“劉君鄉試入都,長途冒暑,氣已傷矣。復日夜課誦,未幾,壯熱頭疼,咳嗽干哆,不寐,神疲……”不僅旅途疲勞,還須時時溫習課業,其辛苦自不待言。

  當歷盡長途辛勞,終于到達考場時,等待士子們的還有更多考驗。據載,無論科舉制初創的唐代,還是制度完備的明清時期,用于考試的場所都比較簡陋。所謂“寒余雪飛,單席在地”;“數百人夾坐,蒸熏腥雜,汗流浹背”……都是用于描繪考場環境的語句。科舉考場中考生之席舍叫做號或號房。一位不堪科場之苦的士子所作《別號舍文》,文中描述了臨近廁所的“底號”、狹窄不堪的“小號”、臨時搭建的簡陋“席號”,“凡此三號,魑魅所守,余在舉場,十遇八九,黑發為白,韶顏變丑”。在這種號房待三天、考三場,自然極易受濕。難怪俗語云:“三場辛苦磨成鬼,兩字功名誤煞人!”

  為應付惡劣的考場環境,古人亦有某些保健措施。如在臨考時服用玉屏風散,以抵御寒邪。

  鄉試,又叫秋闈,在農歷八月舉行,此時天氣已涼。考生們常服人參、飲棗酒,這些均屬自我保健的做法。人參益智強記、大棗養血安神,且參、酒皆助火暖身,可御風寒,對考試都有好處。

  有趣的是,古人還知道白果(銀杏果)縮尿之功頗著,可以防止考場上內急。雖然廷試在宮內舉行,衛生條件尚可,但“天子下簾親自問”,是皇帝親自主考,如此殊榮、如此隆重場合,自然不允許隨便小解,故而舉子們常預先做好保險措施,廷試前煮食白果,其用心可謂良苦。

  科舉制的影響有哪些

  1、積極影響

  科舉制徹底否定了以門第和出身作為選拔標準的特權制度,為封建國家選官用人搭建了一個相對公開、公平、公正的平臺,為社會精英的流動提供了一條有效的途徑,使成百上千的中小地主階級、甚至平民階層的子弟有機會進入治國行列,這就為國家的發展增添了活力。

  與以前的客卿制、察舉制等比起來,科舉制的進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2、消極影響

  以儒家經典為基本科目明顯地禁錮了人們的思想發展,應舉的士子們志為了功名利祿,窮畢生精力讀經,研經,而非儒學的自然科學理論、制造技術和工藝,卻被視為“旁門左道”和“雕蟲小技”,從而造成中國社會長期因循守舊、思想停滯不前的局面。

  同時,落后刻板的考試內容和考試模式也束縛了人們的頭腦,特別是明清以來以“八股文”取士,使中國的教育陷入了一種病態的畸形發展之中,士子們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的狀況愈演愈烈。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科舉制終于走進歷史,終結了它1300余年的生命。

  3、對外國的影響

  中國科考制度對歐美國家也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歐美人把科舉這一中國人發明的選拔人才方式進行了改造,使之成為讓中國這位發明者反過頭來要學習、“取經”的考試模式。

  科舉制的作用

  首先,科舉制度是國家選拔人才的考試,無論誰,都可以進行考試,寒門學子亦可以憑借科舉考試來展現抱負,進入朝堂,推動了階級的流動性,打擊了士族家族,同時也是鞏固了中央集權,殿試是皇帝選舉出來的人才,更有利于鞏固國家政權。

  但隨著明清時期,科舉內容改為八股文,以四書五經取題,不允許自由發揮,格式字數規范,大大限制了人才的發展,科舉制也就由此衰敗。

  中國古代科舉狀元榜

  崔邈,出生地不詳。生卒年不詳。五代后梁開平二年(908)狀元。

  陳逖,泉州(今福建泉州)人,生卒年不詳。五代后梁貞明年間(915--921)狀元。

  崔光表,清河(今河北清河)人。生卒年不詳。五代后唐同光二年(924)狀元。

  王徹,大名莘(今山東莘縣)人。生卒年不詳。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狀元。

  王歸璞,四川簡州人。生卒年不詳。五代后唐同光四年(926)狀元。(此年改同光四年為天成元年)

  黃仁穎,泉州(今福建泉州)人。生卒年不詳。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狀元。

  郭晙,出生地不詳。生卒年不詳。五代后唐天成三年(928)狀元。

  盧華,出生地不詳。生卒年不詳。五代后唐長興三年(932)狀元。

  寇湘,華州下邽(今陜西渭南)人。生卒年不詳。五代后晉開運二年(954)狀元。

  王溥,并州祁(今山西祁縣)人。字齊物。生于五代后梁龍德二年(922),卒于北宋太平興國七年(982)。五代后漢乾佑元年(948)狀元。授職秘書郎。后為樞密使郭威從事,遷太常丞。

  王樸,東平(今山東東平)人。字文伯。生于唐天佑二年(906),卒于五代后周顯德六年(959)。五代后漢乾佑三年(950)狀元。授職校書郎。王樸自幼聰慧警敏、勤奮好學。登第后依附樞密使楊邠。后漢醞釀大亂,王樸審勢東歸故里,避亂免難。

  扈載,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人。字仲熙。生于五代后梁龍德二年(922),卒于五代后周顯德四年(957)。五代后周廣順二年(952)狀元。授職校書郎,值史館。后遷監察御史。

  簡文會,南海(今廣東南海)人。生卒年不詳,五代十國南漢乾亨四年(920)狀元。

  梁嵩,龔州(今廣西平南)人。字子高,又字仲邱。生卒年不詳。五代十國南漢白龍元年(925)狀元。

  王克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字守節。生卒年不詳。五代十國南唐保大十年(952)狀元。

  伍喬,安徽廬江人。出生年不詳,卒于北宋乾德四年(966)前后。五代十國南唐保大年間(943——957)某科狀元。

  王崇古,出生地不詳。生卒年不詳。五代十國南唐后主甲子(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狀元。

  盧郢,金陵(今江蘇南京)人。出生年不詳,卒于北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前后。五代十國南唐后主丙寅(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或乾德五年狀元。

  楊遂,出生地不詳。生卒年不詳。五代十國南唐后主壬申(宋開寶五年,公元972年)狀元。

  鄧及,出生地不詳。生卒年不詳。五代十國南唐后主年間(961——975)狀元。

  樂史,撫州宜黃(今江西宜黃)人。字子正。生于五代后唐天成五年(930),卒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五代十國南唐后主年間狀元。

  邱旭,安徽宣城人。字孟陽。生卒年不詳。五代十國南唐后主年間狀元。

  張確,出生地不詳。生卒年不詳。五代十國南唐后主末年(975)狀元。

  費黃裳,四川廣都(今四川雙流縣)人。生卒年不詳。五代十國后蜀進士科(年份不詳)狀元。該科進士十六人。

  五代十國狀元水分大

  《唐摭言》卷一指出:在唐代,每年僅參加進士舉的“常不減八九百人”。兩相對比即可見五代士子參加科舉競爭的積極性之低。

  其實,這157人中包括明經、明法、三禮等各科的考生,而且并非所有的進士科考生都是強有力的競爭者,他們中有的只是到考場“觀光”而已。這年錄取了18名進士(見《登科記考》卷二五),崔邈真正要認真對付的對手只有17人。

  又由于五代跟唐代一樣,一般國家級考試只考1次,便可由知貢舉將取舍與名次全都定下來,所以崔邈要戰勝所有進士科參試者也好,只戰勝17個強勁對手也好,都是1次搞定的(見《舊五代史·選舉志》),不需要再費別的力氣。

  《記考》卷二五引《冊府元龜》、《五代會要》云:開平四年(910年)十二月,兵部尚書、知貢舉姚洎奏曰:曩時進士,不下千人,嶺徼海隅,偃風響化。近歲觀光之士,人數不多。可見,參加這幾年進士考試的人數都跟開平二年差不多。所謂曩時是指唐朝;這里所謂進士是指進士科參試者。唐時,光進士科參試者已達千人,而現在,諸科考生合起來才一百幾十人,足見懸殊之大。這年共取15名進士。狀元徐寅①以長于作賦而聞名天下,本來在唐末已考取進士,由于時局動蕩,只謀到一個秘書省正字的微職,一點被重用的跡象也沒有,頗不甘心,這次重新參試而奪魁,他須認真對付的競爭對手只有14人。

  后漢乾祐元年(948年),刑部侍郎邊歸讜上言:臣竊見每年貢舉,人數甚眾,動應五舉、六舉,多至二千三千。既事業不精,即人文何取?請敕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長官,合發諸色舉人文解者,并須精加考校。事業精研,即得解送,不得濫有舉送。冀塞濫進之門,開興能之路。(《登科記考》卷二六)朝廷采納了。

  這道奏章告訴我們:五代之初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數甚少的情況,通過30余年各政權的政策鼓勵,加之地方政府選送時尺度越來越松,已大有改觀:參加考試的舉子慢慢多起來,致使諸色貢舉人多至二千三千,其中不少人考了5次、6次。也就是說,包括明經、三禮、明法等科在內的參試者最多時達到3000人。當然,這跟唐時僅進士一科考生“不下千人”仍有距離。即使進士科參試者超過平均數,因其中很多人是屢考不中者,競爭力并不強,只是增加了知貢舉組織考試的工作量。這年取進士19人,狀元待考,實際他要戰勝的硬對手仍只18人。

  據《記考》卷二六引《冊府元龜》載,后周顯德六年(959年)正月壬子,對諸道貢舉人石熙載等三百余人于萬春殿。大概是經過后漢的整刷,地方官選送時把關嚴起來了,于是延至后周時,參加考試的人數又大為減少。這300余人即令都是進士科的參試者,其實也不算多。這年取進士10人(同上),狀元未見記載,他要戰勝的對手才9人。

  據《登科記考》,整個中原5朝,每次考試所錄取的進士一般為幾人到十幾人,最多的一次是后漢天福十二年(947年),為25人,算破天荒了。

  這參加考試的人數少,又有兩個主要的原因。其一,最根本的原因是:當時的多數讀書人已經喪失了參加科舉競爭的熱情。一般說來,國家越是統一,政治越是清明,人們,特別是讀書人就越是對自己的前途充滿信心,越是躍躍欲試,積極參加各種競爭,希望能尋找機會一展才智,建功立業。五代時期,國家分裂,政局動蕩,不僅嚴重地影響了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而且極大地挫傷了讀書人參加科舉競爭的積極性。上引姚洎奏章“曩時進士,不下千人”等語正好能說明這一點。

  其二,年年開考,又將少數愿意參試者分散開來。唐代也是年年開考,但那時國家統一,幾乎每個讀書人都積極參試,貞元七年(791年)狀元尹樞奪魁時已70余歲(見《登科記考》卷一二,總第457頁),可見唐代讀書人參與科舉競爭的勁頭之大,即使年年開考,每次參加考試的人數還不是太少。五代這樣一分散,平均每次參加進士科考試的人就少得可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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