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經濟與經濟倫理

網絡”原是二戰后英國一些結構功能主義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如納戴爾和巴尼斯等）用來分析社會結構和文化體系如何規定人類行為所運用的概念，其原意是指社會群體之間、社會成員之間和群體與其成員之間復雜的網狀聯系。從80年代起西方和日本的一些經濟學家（如戴尼斯·邁拉特、奧利費·克萊瓦塞、布魯諾·萊克格和宮澤健一等）將網絡分析方法移植到企業內及企業間關系的研究，從而形成了企業網絡理論。90年代以來，特別是1994年美國“克林頓——戈爾”新政實施以來，經濟學家又進而用網絡分析方法來闡釋美國互聯網條件下的“知識經濟”，進而形成了廣泛滲透于市場理論和組織理論中的網絡經濟理論。    網絡經濟是一種超越傳統經濟學的市場和企業兩分法的復雜的、動態的、作為美國“新經濟”之理論概括的一種社會經濟組織形態。首先，網絡經濟理論對原有建立在“企業與市場之間直接協調和自動協調的二分法”基礎上的現代企業理論（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科斯、阿爾齊安、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張五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認為市場與企業并不是二元分立的，而是在“網絡結構中相互聯結、相互滲透的，從而將原有企業理論的二元結構分析模式提升為市場、網絡、企業三者構成的全新的網絡分析框架，用“網絡”這種新的分析方法彌合了傳統的抽象理論研究與“新經濟”現實之間的鴻溝，這是一種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很不相同的新理論。其次，網絡經濟理論還對新古典微觀經濟學提出了全面的挑戰。由于知識、信息、網絡在投入使用的過程中其本身并沒有出現短缺，反而得到衍生和增長，“廠商的資源約束前提”被弱化了，所以作為新古典經濟學之基石的“資源稀缺性”在網絡經濟中已逐漸弱化了其方法論的意義。又由于網絡等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使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并進而導致價格下調及家庭購買力上升，所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家庭收入約束前提”也被弱化了。由于這兩個約束前提被弱化，所以用來分析需求變動規律的邊際效用價值理論和分析供給變動規律的生產費用理論，似乎也不再適用于分析網絡經濟的運行規律；網絡經濟理論對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再次，網絡經濟理論還將科學哲學“實體變成了關系”的觀點引人經濟學領域，對新古典主義傳統范式假設提出了重大挑戰。網絡經濟理論批評科斯和威廉姆森錯誤地將“交易”作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單位，建立了以“資源依賴”為分析基礎的人際、群際關系網絡概念框架；并以它的“資源依賴模型”代替了熊彼特和科茨納的企業家個人提前行動、創新的“戰略管理模型”；將新古典經濟學作為方法論基礎的企業家個人只作為社會網絡的一個聯結點，而將由不同個人組成的網絡利益群體作為經濟學分析的基礎；批判了新古典經濟學家的市場與企業彼此對立、界限分明的簡單化的觀點，認為個人或組織已通過網絡將自己與市場環境聯為一體，從而突破了傳統經濟活動空間而進入媒體世界，出現了與原有實物經濟并存的虛擬經濟或網上經濟[1]。   

90年代中期，西方的這些新的經濟觀點開始通過各種傳媒和學術交流傳入我國，并在我國翻譯和創作了一大批關于“知識經濟”的論著。雖然“知識經濟”理論曾在我國一度成為經濟學界的一大熱點，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喚醒國人的作用，但除少數論著外，大多數論著似乎都是在不得其要領的情況下的追風式炒作。近幾年，開始出現了一批深諳“新經濟”或網絡經濟要領的經濟學家和實業家，如經濟學家杜家濱、張維迎、張其佐、黃泰巖、牛飛亮、陳湛勻、鮑康榮和實業家俞敏洪、劉曉林、劉元煌等，發表和出版了一些嚴肅的關于網絡經濟的論著。但對于如何將網絡經濟的理論和方法應用于企業發展戰略的研究還嫌薄弱，具有理論上的深刻性和實踐上的可操作性的系統性研究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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