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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在解釋中完善-立法行為及其與時俱進
2002年在法制史上應濃重地寫上一筆，在這一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多次應用了《憲法》、《立法法》以及《關于加強法律解釋的決議》所賦予的“立法解釋權”，為對刑法第幾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對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的解釋、關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對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等。一年內作出如此之多的“立法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活動史上并不多見。在此以前，我國立法機關很少，運用解釋手段來完美法律。據有關統計，立法法出臺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運用解釋權只有4次。這說明，立法機關已開始注意應用解釋方法調整穩定的變動法律與社會的之間矛盾，注意運用解釋方法來完美發展法律。立法機關運用法律調整社會有五種基本的方法，這就是廢除、重立、修改、補充和解釋等。其中，廢除與重新是必須慎重的手段。因為，法律的穩定性是法律權威性除了發生重大積弊，法學家們一般都不主張使用重立的方法調整法律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而對修改和補充，法學家們則主張謹慎使用，強調對修改與補充的內容應經嚴格論證。這也是維護法律穩定性的要求。法學家們一般認為，法律遷應社會變遷的常態方法應是法律解釋。法律解釋一方面能保持法律的穩定性，另一方面，能追應漸變的社會所以，在法治國家法學家都強調在解釋中發展法律、完善法律，從而實現法律與社會關系的與時俱進。
目前，學術界對立法解釋的屬性及存廢爭議較大。主張廢除立法解釋權的有權不屬于主動性較大的權力，因而它和重立、修改、補充沒有大的差別又加上我國解放后很少使用該權力，因而許多人覺得應該取消立法解釋權，似乎這一權力的有無對立法機關的地位并不會產生大的影響。而主張保留立法解釋權的學者認為，我國的立法機關與西方不同，我國立法機關是告誡合的機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不僅要創設法律規則，而且要監督法律的實施如果沒有解釋權，那么監督權將會落空。另外自中國古代開始，法無二解就是一個法律原則，因而，為維護法制的統一就必須有一個高于司法權（在我國一般認為包括檢察權和審判權）的法律解釋機關，以便協調司法權之間的沖突。我在過去的一些文章中，也呼吁過廢除立法解釋制度理由是：立法機關的主要責任是向社會轉入法律規則，至于規則在現實生活中的命運那是立法者（文本的作者）所無法把握的。而司法機關其重要責任是落實法律，應用法律處理案件，因而他們是法律的真正解釋者并且，現實生活中有大量的案件需要解釋，立法者不可能都逐一進行解釋。否則一段調整代替個別調整的優越性將不覆存在。另外，國家權力是有分工的，如果立法機關既掌握立法權又掌握解釋權可能會形成權力過度集中但是從我國目前的體制來看，廢除立法解釋制度可能存在的問題。因為法律解釋除了按主體進行分類（如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外，還有其他分類，如統一解釋和個案解釋。上述所講的廢除立法解釋的建議針對個案解釋是有道理的。確實，在個案中立法者不能享有解釋權，有效力的法律解釋只能由法官作出但對統一解釋，根據權力分工原則，應由立法機關作出從這一角度看，我國兩千的法律解釋制度還有其合理性。按憲法、立法法和關于加強法律解釋的決議“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解釋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負責司法解釋，二者的解釋如果發生沖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協調。但這一角度的運行是存在一些問題的，主要再現在立法權與司法權的界限，常被兩高的司法解釋所”沖破“。本來司法權是一種被動的權力，按解釋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只能就審判工作中所遇到的具體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只能在檢察工作中遇到具體問題，并且在相關的人員和機關啟動或請求解釋時才能進行但實際上，我國大量的司法解釋都是一種主動的解釋，忽略了司法權的被動性。當然，在最高司法解釋活動中出現這種情況也是司法實踐的重要因為，在司法過程中，法官遇到許多問題需要統一解釋，但有統一解釋權的人大常委會會卻很少使用這項權力，這就造成了統一解釋權的實際空位。兩高行使司法解釋權來彌補這一缺口，也是司法實踐的要求。但按照法律解釋制度，統一解釋法律的權力，應是立法機關的事情。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強統一解釋的工作，無疑對克服這種現象，恢復權力的分工，有積極意義。并且我認為，統一解釋權的應用下一步還須進一步強化，甚至人大常委會應有常設的專門負責統一解釋法律的機構。
加強立法解釋（或統一解釋）有重要的意義。它可以解決如下問題，并使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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