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和諧勞動關系的構筑

　　勞動關系是否和諧不僅關系到國計民生，更牽涉到社會穩(wěn)定，當前勞動關系的現(xiàn)狀是上至政府、下至百姓普遍關心的問題。有關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表明，對上海市勞動關系的評價為“和諧”的僅占9.2%，評價為“一般”的比例最大，占62.2%，評價為“比較緊張”和“矛盾激烈”的分別為20.2%和8.4%，后三種評價占到了90.8%，這顯示出勞動關系總體協(xié)調狀況不容樂觀。同時從后兩種評價（“比較緊張”和“矛盾激烈”）競占總量的四分之一還多，達28.6%.這些情況說明本市現(xiàn)行的勞動關系協(xié)調機制總體形勢堪憂。其中所反映的問題關鍵在于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確立并日趨完善的今天，使勞動關系的調整能夠順應并符合這一發(fā)展趨勢。為此，筆者提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構筑和諧勞動關系的三個基本觀點，以期拋磚引玉。

　　一、利益平衡、傾斜立法

　　這一觀點是針對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力量對比提出的。勞動關系兼有平等關系和隸屬關系的特征，又兼有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性質。上述特征決定了勞動關系從表面上看是一種平等的契約關系，但是其實質卻是用人單位天然的強者地位和勞動者的弱者身份。因而勞動關系調整并不能將勞動關系的雙方當事人簡單地看作平等的主體，而是必須通過傾斜立法使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達到平衡。筆者認為，現(xiàn)行勞動關系調整中存在的問題是無法擺正利益平衡與傾斜立法之間的關系。

　　1995年施行的《勞動法》確立了“保護勞動者” 的原則，為我國的勞動關系調整定下了基調。各地在《勞動法》以及勞動部有關規(guī)定的基礎上，紛紛推出高于國家標準的地方法規(guī)，例如擴大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適用范圍、放寬醫(yī)療期的長度、限制勞動關系的解除條件等等。這些規(guī)定使法律的天平更加傾向于勞動者一方。但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這些超過國家標準的部分逐步顯現(xiàn)出其不合理，法律天平不再平衡了。因而在本世紀初，各地掀起了新一輪地方立法的浪潮來消除這種不平衡。而各地顯然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思路。例如，北京市政府注重保護勞動者的人身關系，強化勞動關系的人身依附性，限制企業(yè)對勞動關系的隨意解除；上海市盡力降低勞動關系的人身依附性，允許企業(yè)解除勞動關系。企業(yè)解除合同時，上海市通過提高經濟補償金和醫(yī)療補助費的標準，注重從財產關系上補償勞動者，以達到調整勞動關系的目的。上述立法體現(xiàn)了對“利益平衡、傾斜立法”的兩種不同理解。

　　筆者認為，利益平衡是原則，而傾斜立法是手段，而不應該本末倒置。實現(xiàn)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的利益平衡是建立和諧勞動關系的目標，而傾斜立法是必須采用的手段，但傾斜立法應當適度。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關系應當具有鮮明的平等性和靈活性，對勞動者的傾斜保護不應體現(xiàn)為努力給勞動者提供一個“鐵飯碗”。過分的傾斜只能使勞動關系僵化，勞動力市場自我調節(jié)的能力減弱，勞動力資源優(yōu)化配置的效率下降；過分傾斜保護只能造成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的利益失衡，反而是勞動關系出現(xiàn)問題的根源所在，也是許多高于國家標準的規(guī)定難以落實的原因。相比之下，上海的勞動合同立法無疑更能體現(xiàn)市場經濟條件下和諧勞動關系的特征。

　　二、平等保護、消除歧視

　　這一觀點是針對勞動關系中的勞動者一方的差別待遇而提出的。根據(jù)我國《憲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所有的勞動者都應當平等的適用勞動法的規(guī)定。但是在實踐中，許多勞動者不能得到平等保護，受到各種歧視待遇。筆者依據(jù)歧視產生的原因和出現(xiàn)的范圍，將目前中國存在的就業(yè)歧視可以分為兩個大類：一類是制度性歧視，一類是非制度性歧視。

　　制度性歧視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現(xiàn)行的勞動關系調整方法和勞動立法多是基于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的，勞動關系調整的對象主要是國有和集體企業(yè)的職工，也就是所謂的體制內的職工；而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確立，大量的體制外職工出現(xiàn)了，如私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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