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怎樣被信仰-談法律與宗教及法律與道德的關系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 [1] ，美國比較法學家和法制史學家伯爾曼的這句話，在今天的中國已成為一句引用率相當高的箴言。

　　這句箴言對我們的法學家是一種啟迪，引發了許多感悟。人們據此論證，若要建設一個法治社會，必須建立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使法律成為人們的信仰，溶入到血液中，落實到行動上。人們發現，中國的落后，就在于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沒有對法律的信仰，我們過于注重道德和政治（權力）的作用，過于強調情理法的結合，法律在我們的社會調整中并沒有起到至上的作用。為了使我們的社會走向現代化，實現依法治國，就必須讓法律成為圣經，成為社會中唯一具有權威性的規范和機制。對民眾，需要的是為權利而斗爭；而法律職業共同體應該以道德無涉、價值無涉為口號。

　　法治成為我們時代最美好的理想，然而曾幾何時，法律成了道德和情理的對立物，拔地而起的法律因為缺乏“力度”，孤獨地與不信仰法的社會奮戰著，顯得那樣無奈。“以德治國”的口號，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意識形態上的偏激，但也同時帶來了它的副作用——我們社會特有的逆反心理被調動起來了，法學界對道德等社會規范的排斥更帶上了一些社會批判的味道 [2] .在關于《婚姻法》的修改和此后的有關案例討論中，很多法學界人士（乃至社會）明顯地表示出一種非道德化的傾向 [3] ，對于法院某些依據公共道德規范作出的判決，表示出極大的不滿，認為這是以道德取代法律，以社會效果取代法律自身的判斷，并憤憤不平地要為那些“二奶”、 “第三者”的名譽權討個說法 [4] .隨著民法典編纂的日臻完成，分析注釋法學必然將走向新的興盛，這是否預示著新的一輪非道德化的法律思潮即將到來？法律的信仰是否必然以非道德化為前提或代價？

　　伯爾曼的《法律與宗教》是在他1971年的一系列公開演講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作者的主要觀點是，法律與宗教是兩個不同然而彼此相關的方面，是社會經驗的兩個領域。盡管這兩個方面不容混淆，但任何一方的繁盛發達都離不開另外的一方。沒有宗教的法律，會退化成為機械僵死的教條。沒有法律的宗教，則會喪失其社會有效性。 [5] 面對著60年代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社會問題，伯爾曼認為西方人所面臨的危機并非法律的過度神圣化或宗教的過度律法化，即二者過分一體化的危機；而是相反，是它們過于分裂化的危機。因此，需要使二者重新融合，才能使法律真正被社會所信仰。

　　西方的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我們并不陌生，當研究西方法律制度時，決不可忽視宗教的重要意義 [6] .韋伯在其《儒教與道教》一書中，分析了中國的宗教與西方的不同，并指出這是中國何以無法滋生現代資本主義及法律觀念的重要原因。然而，伯爾曼則認為世界各國在宗教與法律的關系本質上并無不同，“我們發現，在所有的社會里，雖然是以極不相同的方式，法律都需要借助任關于神圣事物的觀念，其目的的部分是為了使人具有為正義觀念而獻身的激情。……古代中國也是如此，只是換了一種方式。那里，法律被看做是必要的邪惡，不過，它又辯證地與儒教的禮儀、修養及新儒家的祖先崇拜和皇帝崇拜有密切關系。在蘇聯，神圣觀念與正義觀念的相互依存也是事實，……在所有已知文化當中，都存在著法律價值與宗教價值的相互作用” [7] .伯爾曼并不懷疑，即使在中國，法律也曾被信仰（或者程度不同），而這種信仰借助的乃是儒教及傳統的倫理。

　　伯爾曼的這本小冊子自從上世紀80年代被譯為中文之后，在法學界廣為流傳。同時流傳的，還有譯者梁治平先生的精彩的前言：死亡與再生：新世紀的曙光。梁先生精辟地概括了作者的基本觀點之后，提出了他本人的論斷：二元論從來不是我們的傳統。我們的傳統乃是和諧，……我們的法律并不是西方人慣常理解的那種，毋寧說，“它們不是法律，反倒是壓制法律的東西”。它是執行道德的工具，是附加了刑罰的禮�！�…我們的文化的獨特性還表現在政治的道德化上面。……體現于此種道德化的政治當中的“政教合一”，實較西方歷史上的“政教合一”更為廣泛和徹底，也更加不容易消除。就此而言，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綜合，而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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