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權法的規范設計

　　民法問題，大致有價值判斷問題、事實判斷問題、解釋選擇問題以及立法技術問題之分。物權法的規范設計屬于民法上的立法技術問題。在現代社會諸多的治理工具中，法律是較為重要和有效的一種，屬于所謂的“規則的治理”。因此，所有民法問題的思考，最終都應落腳在民法規范的設計上。惟有如此，所謂民法問題的思考才有實際的意義和價值；所謂的思考，也才有資格被稱為是民法的思考。這一論斷，同樣也適用于物權法。本文意圖從兩種法律規范類型劃分的角度，對物權法的規范設計作一個初步的分析。

　　首先是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的類型劃分。

　　將法律規范區分為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是一種常見的劃分方法。其中所謂行為規范，“乃是作為人民行為之準則”，①“法條或法律規定之意旨，若在要求受規范之人取向于它們而為行為，則它們便是行為規范”。②可見，規范民事主體行為的規范，即所謂的行為規范。民事主體的行為，在民事法律事實制度中有以意思表示為要素的表示行為和不以意思表示為要素的事實行為之分。③以意思表示為要素的表示行為又可分為民事行為和準民事行為。民法對于表示行為和事實行為的調整，分別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對于前者，系采取意思主義的調整方式。即在符合國家利益以及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尊重民事主體的自主決定并賦予其法律上的效力。對于后者，則采取法定主義的調整方式，不考慮民事主體的自由意志，由法律直接確認特定事實行為的發生所引致的法律效果。這種調整方式上的差異，使物權法上行為規范的設計也受到了影響。以表示行為作為規范對象，就會在法律上直接設置相應的行為規則，使民事主體在做出自主決定時，知其所從。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征求意見稿））④（以下簡稱《物權法征求意見稿》為例，第125條“設立土地承包經營權，當事人應當采取書面形式訂立承包經營合同”即屬此類。以事實行為作為規范對象，如果直接著眼于事實行為所引致的法律效果，則無須在法律上設置行為規范，如《物權法征求意見稿》第36條“任何人造成他人不動產或者動產毀損的，權利人可以請求恢復原狀”，是通過對于事實行為所引致的法律效果的規定，約束民事主體的行為。但該項規定所對應的法律規范并非行為規范。如果著眼于對事實行為的調整，民法上所設置的行為規范常帶有提示或警戒性質，提示或告誡民事主體不得為特定的行為或應當為特定的行為，如《物權法征求意見稿》第6條“權利人享有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人不得侵害物權”。

　　所謂裁判規范，“非作為人民行為之準則是作為法院裁判案件之準則”，⑤“法條或法律規定之意旨，若在要求裁判法律上爭端之人或機關，以它們為裁判之標準進行裁判，則它們便是裁判規范。”⑥可見，裁判機構據以做出裁決的法律規范就是裁判規范。如《物權法征求意見稿》第5條“物權的取得以及行使，應當遵守法律。違反法律規定的，不能取得物權……”。第35條“任何人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權利人可以請求其返還原物”即是裁判規范。

　　那么，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之間是何關系？有學者認為“民法為市民社會之行為準則，以不特定之一般人為規范對象。因此，性質上為行為規范。惟此種行為規范，系以國家強制力為其保障。如不遵守此行為規范，則個人間發生糾紛，當然得向法院訴請裁判。此時，法院即應以民法規定作為裁判之基準。因此，民法亦為法官裁判案件之裁判規范。所以，民法兼具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的雙重性格。”⑦這一論述包含著兩個相互關聯的判斷：第一，民法規范皆為行為規范；第二，民法上的行為規范皆為裁判規范。

　　下面，本文謹以物權法為例，檢驗上述結論的妥當性。就第一點而言，關鍵是看物權法上是否存在僅具裁判規范之功并無行為規范之能的法律規范。仍以《物權法征求意見稿》作為分析的對象，不難發現，類似第32條“因建造住房等事實行為導致物權設立和消滅的，自事實行為成就時發生效力”的規定其所對應的法律規范即屬于單純的裁判規范，而非行為規范。類似的法律規范還有不少。可見，并非所有的民法規范都是行為規范。就第二點而言，關鍵是看是否有物權法上的規范，僅是行為規范，并非裁判規范。這種規范并不難找，例如《物權法征求意見稿》第6條規定：“權利人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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