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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層法律服務狀況考察報告（四）-以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窗口
免惡性循環，并保障社會控制的長治久安。
第四部分 理論分析
一、對預設問題的回應
在完成本項目預定的文獻調查和實證解剖之后，我們試圖一一回答第一部分中提出的問題。初步的答案是：
1.1法律服務所是在中國法制建設初期律師供給嚴重稀缺的背景下生成和推廣的。
1.2律師稀缺的背景在大中城市已發生根本性改變，但在廣大農村和城市的邊緣地區，消費者對法律服務需求的巨大市場和律師供給的嚴重不足，仍然成為法律服務所生存的豐厚土壤。但無論如何，從這個因素來看，律師的增加終將逐步改變法律服務所的生存的客觀基礎，減損了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
法律服務所生長的另一客觀基礎，即低收入群體的法律需求，以及小額財產案件的低收益與消費律師服務的高成本，這一基礎不會因為律師的增加而動搖。這成為法律含量較低但價格相對低廉的法律服務所的生存基礎，除非有替代性產品出現，法律服務所就一定有其生存價值和生存空間。
農業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動，改變了人口輸出和輸入兩端的社會結構，增加了糾紛和法律需求。而這些農村人口的社會地位和收入層次，將他們對法律服務的需求歸入了上述低收入群體的法律需求。這一社會結構的變化豐厚和法律服務所的生存基礎。
1.3對基層法律服務所進行一而再再而三進行改革的原因，變革者的愿望、動機、他們考慮了哪些因素，目前仍然不完全清楚。筆者能夠觀察到的變革者的大致理由是：（1）法律服務所的清理整頓，是因為法律服務所由于一哄而起，數量太多，質量太濫，水平太低（但不知道消費者和市場的反應如何）；（2）脫鉤改制是依托于政府改變職能、政企分開的大背景，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一樣，作為營利性中介服務機構，要求與政府分離；（3）政府收編是在以法律服務所改變職能為前提的，亦即法律服務所由營利性中介服務職能轉變為公益性服務職能，由于這種服務的社會公益性質因而應由政府“買單”。
從被變革者方面來看，法律業務層次較低屢次變革的根本原因。對此，第（1）次改革（即清理整頓）發生了正面效應；第（2）次改革即脫鉤改制則遭到基層政府的消極抵制，但能力較強的法律服務工作者歡迎這種方式，從C、D兩地的實際效果來看，在沒有從準入資格來對法律服務工作者實行預防性控制的前提下（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考試非常隨意和寬松），在沒有更高層次的法律服務群體形成強勢市場競爭勢態的背景下，脫鉤改制可能成為一種簡單的放任自流，不利于法律服務市場的培育、引導和控制。而加強對法律服務工作者的定期考核和培訓，在無法吸引和支付那些國家投資的律師資源的農村地區，將成為一種成本較低而收益較好的現實途徑。
1.4 在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變革和演進過程中，的確已經出現了一些替代性法律服務機制，比如法律援助和義務工作者（簡稱義工）。
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替代基層法律服務體系的理由在于，法律援助只是針對社會的特殊群體而設置的司法救濟制度，其受益主體范圍太小、所適用的事項范圍太窄。因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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