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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與法治-儒家思想對我國法治建設的影響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其理論貫穿了整個中國古代歷史，并繼續影響著我們的現代生活。儒家倡導“以德服人”的治國方略。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盵1]同時儒家否認社會是公平的，“名位不同，禮亦異數”[2]他們認為人有智愚之別，應有貴賤上下之分，而貴賤上下決定每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和行為。如何維持這樣的社會秩序？“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盵3]《禮記.哀公問》所以孟子認為“惟仁者宜在高位”，[4]并要求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5]由此“治天下可運于掌上”。[6]筆者僅就儒家的“仁政”思想對我國法治建設的影響這一角度談談自己的看法。“仁政”理論在當初并未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儒家思想成為古代中國的治國思想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春秋戰國時期的戰亂和社會階層的劇變要求哲學理論立足于現實，而眾多繁雜的政治理論要求思想家們合理地解釋現實以完善各自的理論體系。秦王朝的迅速解體和漢初分封制的弊端迫使統治者需要加強中央集權，此時漢儒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他的《春秋》大一統思想得到漢武帝賞識，儒學遂從三教九流中脫穎而出。董仲舒把儒家思想與陰陽家的思想結合起來，他認為德為陽，刑為陰。兩者的關系是：“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輔也�！盵7]“圣人多其愛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盵8]這就是“德主刑輔”。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之以刑罰，把德刑結合起來。經過歷代儒家學者與統治階層的不斷交媾，這種剛柔相濟的“仁政”成為歷代王朝的治國之道。儒家思想吸引統治者的理論基礎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強調宗法倫理觀念。儒家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宗法倫理思想�！熬汲迹父缸幼印�，[9]這種君臣父子關系是皇權統治中的“大倫”。皇帝掌握統治國家的最高權力，然后通過分封、詔賜等方式對權力、財產進行分配，形成了以血緣關系為主的家長式統治。在宗法制度中，君臣、上下、貴賤都有明確的界限和等級秩序。借“親親”、“尊尊”之規則，來維護以父權為中心的家庭、家族倫理關系和以君權為中心的社會秩序。秦二世矯詔秦始皇賜秦太子扶蘇死，扶蘇說，“父而賜死，尚安敢復請？”[10]可見向百姓灌輸宗法倫理觀念有助于臣民接受家長式的統治，從而維護國家安定，社會和諧，達到天下長治久安之目的。
二、宣揚“性善論”。儒家認為人具有“善端”，具有為善、成圣的潛能。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盵11]此“四端”即“仁、義、禮、智”四種“善”的萌芽狀態，是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能”、“良知”。 [12]孟子強調，“仁義禮智根于心”。[13] 性善論把人心視為一切美好價值的觀念的源頭，從而把治理國家看作是“修身、養性、治國、平天下”的道德修養過程，就人的本性而言，是不需要法律的，以德治國是最好的統治方式。統治者就是道德楷模，對他不需要防范。臣民需修身養性，使人的“善”得到保存和發展，并向著仁義禮智等圣人君子的人格目標而邁進。
三、主張賢人治國。按照儒家理論，如果人性惡，那就不可能有“仁人”，也就不可能有“仁政”。人為善的潛能是仁政的基礎。所謂“仁政”也就是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14]儒家認為個人不能離開社會而存在，個人只有作為國家和家庭的成員才有存在的意義。但儒家認為人與人是不平等的，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區別是“治人者”與“治于人者”的區別。孟子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騽谛�，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盵15]孟子還斷言這是“天下之通義”。[16]那么，誰應為“治人者”，誰應為“治于人者”？孟子以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17]據此推理，政治上至高之位，必以最大之德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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