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經濟的刑法保護探析論文

黨的十六大明確指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也提出了“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在繼1999年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對憲法進行第三次修改，從根本上確立了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憲法地位后，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2004年3月14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又將第11條第二款修改為：“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實踐證明，國家立足于現階段市場經濟繁榮發展多樣化的現實及其內在需要，在根本大法中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法律地位給予充分肯定并最終確立，已使非公有制經濟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亮點，成為擴大就業、增加稅收、吸納外資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生力軍。然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仍擺脫不了其固有的和不斷涌現的障礙困擾，它迫切渴望得到法律的保護。而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法律保護之中，刑法保護無疑是至關重要的方面。

一、非公有制經濟的刑法保護

刑法的保護功能，是指刑法具有保護社會主義社會關系不受犯罪侵犯的功能。犯罪是侵犯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行為，刑法對犯罪行為進行懲罰，就是對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保護。如，處罰盜竊罪的刑法規范，就是為了保護他人的財產權；處罰非法拘禁罪的刑法規范，就是保護他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等等。那么，非公有制經濟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關系中的一份子，刑法就不可避免要對其給予嚴格的保護。

縱觀我國刑事立法的整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早于現行憲法三年出臺的1979年《刑法》并沒有考慮對非公有制經濟的保護作出規定，哪怕是原則上的規定。在繼1982年現行憲法頒布實施，并于1988年憲法修正案、1993年憲法修正案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予以充分的法律地位肯定以后，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95年2月通過了《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以決定的形式第一次對非公有制經濟給予明確的刑法保護。該決定第9條規定：非公有制企業工作人員因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賄賂而損害本單位利益，構成犯罪，最重可判處15年有期徒刑；第10條、第11規定：利用職務便利侵占、挪用非公有制企業財物、資金，構成侵占罪，最重也可以判處15年有期徒刑。

隨后，隨著“以法治國”，“規范公權，保護私權”的輿論、呼聲和法學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1997年修訂的《刑法》首先在總則中，把“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是刑法的重要任務之一。在分則中，吸收了《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相關的內容，在《刑法》分則第五章第271條第1款、第272條第1款分別規定了侵占公司企業單位財物的職務侵占罪和刑罰、挪用公司企業單位資金的挪用資金罪和刑罰；在第三章第三節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中，第163條第1款、第2款又對公司、企業工作人員利用職務索取、收受財物、回扣、手續費等犯罪（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和刑罰作了明確地規定。這三種犯罪侵犯的具體對象是非公有制公司企業單位的財產或者利益，通過打擊懲罰這類犯罪，體現出《刑法》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專門保護，這有利于改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經營環境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針對于1997年《刑法》也沒有明確規定單位犯罪是否包括以非公有制經濟性質的公司、企業等為主體的單位實施的犯罪，審判實踐中仍有將以非公有制經濟性質為主體的犯罪作為自然人犯罪看待這一情況的存在，1999年6月25日，最高院通過的《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法釋[1999]14號司法解釋），第一條明確規定：“刑法第三十條規定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既包括國有、集體所有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也包括依法設定的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企業和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私營等公司、企業、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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