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國家優勢為企業優勢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隨著世界經濟資本大規模地跨國界流動，企業的發展正在打破國家的界限，作為在一定程度上綜合反映國際間國家競爭力的進出口貿易指標已經不能夠真正反映一國的企業競爭力，一個國家的國家競爭力概念開始變得模糊了，出現了一國的企業競爭力與國家競爭力日漸乖離的傾向。根據美國NAS(Natlonal  Academy  Sciences)的統計，1991年美國境內的經常項目收支為180億美元赤字，而美國資本的企業與外國資本企業音的貿易純收入（銷項—進項）卻是1640億美元的黑字，這種現象已持續多年。NAS據此提出了“基于企業的貿易”概念。日本三和銀行按照NAS的方法對1986-1995年日本企業的貿易收支進行了統計，結果顯示：從  1988年開始，日本基于企業的貿易收支和基于國境的貿易收支出現了乖離現象，進入90年代以后，這種乖離傾向更加突出，如1994年，日本基于國境的貿易收支為1176億美元的赤字，而基于企業的貿易收支卻達到5146億美元的黑字（注：李南.發達國家企業競爭力與國家競爭力的乖離傾向[J].世界經濟研究.2000(5).）。

　　毫無疑問，發達國家競爭力很大程度上借助的是其企業強大的競爭力，多少年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霸主地位就是依靠跨國公司“企業帝國”的優勢實現和維護的，因此曾幾何時，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紛紛采取扶持其發展的雙重政策：在國內限制其壟斷卻向國外鼓勵其壟斷。其實，跨國公司以其強大的勢力早已引起了各國的關注，聯合國《1994年世界投資報告》就曾指出：“跨國生產已成為世界經濟結構中的主要特征。”

　　與此相呼應，WTO的產生確立了國際經濟規則的基本格局，這不僅表現在規則涵蓋的范圍擴大、約束的程度加強，而且表現在規則對一國政府行為的規制和對企業行為的重視，可以說國際經濟規則給民族國家政府行為留下的空間越來越小，卻相應地給企業行為留下的空間越來越大。傳統意義上民族國家政府為加強國際競爭力而采取的各種政策手段正在不斷地被“侵奪”；相應地，企業活動的空間卻在增大，它們可能在“母國”會被反壟斷，卻在國際市場上不受反壟斷。這種變化帶來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國際經濟競爭的重心正在從國家層次轉向企業層次，因此，如何擴大本國企業的市場力量(market  power)，已成為民族國家政府提高其國家競爭力的一個重要課題。的確，“競爭實際上不是在國家之間，而是在公司之間進行的”，“任何國家在其宏觀經濟方面的成功，實際上是其各個企業所獲成就的綜合體現”（注：邁克爾·波特.競爭優勢[M].（陳小悅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128.）。

　　但是，隨著這種乖離傾向的日益加深，同時會不可避免地產生跨國公司與母國利益的背離甚至矛盾沖突，尤其隨著近年來跨國公司經營戰略的調整，即從一般性對外直接投資轉向在全球范圍對企業經營進行一體化部署，從全球利益目標出發，把“世界市場戰略”、”產品多樣化戰略”和“技術轉讓戰略”有機結合起來，把多國的特殊優勢轉化為企業的特殊優勢，用跨國公司內部分工取代傳統的國家間分工。這樣一來，“本地化”有可能取代“本國化”；產業轉移可能會導致“母國”的“產業空心化”；借助“國際戰略聯盟”，跨國公司可能會游離出母國國界而變成“無國籍公司”，并且由“交易內部化”形成自成一體的市場。因此，曾任美國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的羅伯特·賴克提醒政府：“美國經濟的核心”（指跨國公司）正在發生著變化，“資金、工廠、信息和設備連同公司的標識一起是可以到處轉移的”，“政府的決策人應該少關心幫助美資公司利用新技術賺大錢，而多關心幫助美國人在技術上領先，強調政府要致力于“流不走”（人才培養）和“搬不動”（基礎設施）的投資（注：羅伯特·賴克（美）.國家的作用[M].（中文版）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這首先說明這種乖離傾向及其企業競爭方式的變化已引起了發達國家政府的注意，同時說明他們正在新的形勢下進行著積極地調整。目前這種調整的確還不確定，但國家競爭力和企業競爭力的協調轉化將會是今后調整的主題。

　　  二、國際貿易理論發展演變的啟示：企業主體地位的上升趨勢

　　現實中國際貿易的這些變化自然引起了國際貿易理論的回應，事實上，貿易理論就是在響應國際貿易現實的挑戰中發展演變的。我們從企業主體的角度看待國際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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