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傳統主義與中國工業革命

   自從北伐戰爭后期，新興的國民黨政權便斷然拋棄了孫中山聯俄聯共的中左政治路線，轉而采取對外依附西方列強，對內依靠中上層階級的內政外交方針。應當承認，這種選擇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

    ２０年代國民革命之所以采取反帝路線，一方面固然是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政策的繼承，但另一方面，同樣重要的是：國民黨當時的主要敵人直系和奉系軍閥分別受到英國（長江中下游流域）或日本（東北及山東）的大力支持。反帝路線可以調動國內廣泛的民族主義熱情，贏得廣大階層的擁護。應當說，這正是當時北伐迅速獲勝的關鍵之一。至于蔣介石集團叛變革命，原因之一則在于：當北伐接近全國勝利之時，蔣氏集團需要爭取歐美列強的承認與支持，而當時社會主義蘇聯孤懸于北方，尚未形成后來的華約陣營，甚至還沒有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遲至１９２８年才啟動）。因此，蔣氏集團如果繼續采取聯俄聯共政策，勢必像后來的新中國那樣，遭受西方列強在政治、軍事、經濟、技術等多方面的長期封鎖和圍堵，而同時可從蘇聯獲得的經濟、軍事援助又勢必極為有限。這當然是新興的國民黨政權所不愿承受的。因此，北伐愈是接近全國勝利，國民黨政權便愈是面臨外交戰略的重新選擇。而外交在一定意義上又是內政的延伸。

    在內政方面，國民黨政權采取了一條依靠中上層階級的政治路線。由于它與現存社會的既得利益者階級并無根本利害沖突，因此不存在徹底變革現有社會結構的需要。這一政治路線表面上是穩健的－－在保留社會原有秩序的前提下尋求漸進的富國強兵之路；其實質卻暗含深刻危機－－土地問題沒有解決，站在了人口中絕大多數即農民階級的對立面。同時，蔣氏集團全面壟斷政治權力和經濟剩余，不但日益侵害到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廣大階層的利益，而且與國民黨政權內部的其他集團如馮、閻、桂等派系形成了嚴重對峙和沖突的局面，[1]從而使其社會基礎受到更大的削弱。

    由于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基礎相當薄弱，使之難以動員與整合全社會的人力物力資源，因此，它無力承受東西方列強的封鎖和圍堵，而只能承認和加入現有的國際秩序（由中心與外圍組成的世界體系），采取垂直依附的發展模式。這意味著，在外部的政治、經濟、軍事壓力面前采取妥協、綏靖的政策。這種外交局面又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內政。

    本書第２章指出，當統治集團面臨強大外敵的時候，他們往往采取轉嫁矛盾的方法，以暫時緩解外部壓力。然而，妥協和綏靖的方針路線在暫時奏效的同時，必然造成國內社會矛盾的緊張激化。由此，外部民族矛盾不斷轉化為國內階級矛盾，從而使一場推翻上層統治集團的社會革命勢不可免。也就是說，外部民族矛盾通過妥協和綏靖的外交路線必然激化國內階級矛盾。在４０年代后半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作為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兩種基本因素正是以這種方式聯結在了一起。

    首先，經過多年抗戰洗禮，國內政治力量分化重組，各派力量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特別是在廣大的抗日根據地，由于國民黨政權在日本入侵面前的全面瓦解，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動員之下，底層民眾已擺脫半封建的政治－文化束縛，成為民族解放的行動主體。戰后，由于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仍竭力恢復和保持對政治權力和經濟剩余的全面壟斷，因而導致階級矛盾迅速激化，最終表現為國共內戰。

    其次，美國在二次大戰后全面接管了英國的世界霸權，并在遠東地區采取了壓制日本、圍堵蘇聯的戰略。為此，美國在大力扶植國民黨中國同時，又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領域進行全面滲透，根本目的是把中國塑造為實現其亞太地區戰略目的的堡壘和工具。而國民黨政權為爭取美國支持其內戰政策，不惜大量出賣國家利益和主權，與美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和協定。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為例，條約規定：美國在華的法人和團體享有與中國法人和團體同樣待遇；美國國民、法人和團體在華可取得動產和不動產權；美國貨物的輸入按最惠國待遇征收關稅，內地稅、運輸和銷售享受與中國人生產物品同樣待遇；美國船舶、軍艦可在中國沿海、內地任何口岸、地方航行，等等。戰后，在這些條約的支持下，美援和美國投資合計約占外國在華投資的８０％，美國的剩余產品和戰爭剩余物資以排山倒海之勢涌入中國，中國成為“美國工業的邊疆”，致使戰后中國經濟形勢迅速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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