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嚴武“睚眥”考辨

杜甫一生有不少朋友，嚴武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們是世交，往來時間很長，都愛好做詩，酬唱較多，又曾同朝為官，相知也深。尤其是杜甫居成都期間，嚴武在生活上曾給杜甫以切實的幫助，杜甫也曾應邀入幕，二人關系空前密切。但是，他們畢竟在地位、性情上都有很大差異，關系也不見得像有些研究者所說的始終如一地好，而有可能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情。實際上也正有多種史籍記載，杜甫曾有酒后對嚴武失禮的事。這些史籍所載嚴武當時的反應截然不同，大致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不以為忤”。例如《舊唐書·杜甫傳》云：“（甫）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第二種是先怒后解。例如《唐摭言》卷十二云：“杜工部在蜀，醉后登嚴武之床，厲聲問武曰：‘公是嚴挺之子否？’武色變。甫復曰：‘仆乃杜審言兒。’于是少解。”第三種是怒至欲殺。例如《新唐書·杜甫傳》云：“（甫）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

　　說法不一，已經易滋疑惑，敘述過于生動，更是有小說家虛構之嫌。因此，歷來就此加以討論的人不少，大約是出于為敬愛者諱的好心，討論者基本上都采取了大事化小的態度，主張本無欲殺之事（注：如仇兆鰲就認為：“初無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按即《新唐書》）信以為然。”）。既然事情去今已遠，我們無法質諸當事人，事情真相誰也不能鑿然言之。我們也是愿意效法前人的，但是，細讀杜甫這一時期的作品，感到問題不是那么簡單：如果說當年杜、嚴之間沒有發生過酒后“睚眥”一類的事情，或者說即使發生了，也只是小事一樁，那么，有些現象就不好解釋。例如，為什么杜甫要那么堅決地辭去幕職？同僚的排擠就足以解釋嗎？嚴武死后，杜甫為什么沒有寫出像得知蘇源明、鄭虔、高適、房ｇｕǎｎ＠①等人死訊后那樣動感情的詩篇，而只是一篇禮節性的《哭嚴仆射歸櫬》？要知道，杜甫哭悼蘇源明、鄭虔、高適、房ｇｕǎｎ＠①的詩篇都是作于他辭幕前后一段不長時間內的。相應地，有些詩篇，例如《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莫相疑行》、《赤霄行》等，也有難以講通的地方。

　　本著“知人論世”的想法，我們通過邏輯的可能性和詩歌的解讀兩個方面的分析，認為杜甫與嚴武之間不但發生過“睚眥”，而且這“睚眥”還不是小事一樁，杜甫酒后失言幾乎招致殺身之禍，是完全可能的。

　　　　二

　　杜、嚴是世舊，應該從小就相識。杜甫長嚴武十四歲，論理二人的關系杜甫處于主動地位，但是嚴武少年得志，官場地位一直比杜甫高，加之他“頗自矜大”，為人倨傲，杜甫對他總有敬畏的成分。這從現存杜詩中最早跟嚴武有關的詩篇里就可以看出來。《奉贈嚴八閣老》：“扈圣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云雨，雕鶚在秒天。客禮容疏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詩作于至德乾元間(756-760)杜甫為左拾遺時，當時嚴武為給事中。雖說杜甫是“前輩口吻”，但是“客禮容疏放”一句就透露了二人關系中的禮數之隔。這種因官場地位而致的隔閡，在杜、嚴的交往中，一直未能擺脫。杜甫在成都，嚴武第一次鎮蜀，杜甫有這樣的詩句：“（謝安不倦登臨賞，）阮籍焉知禮法疏。”（《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非關使者征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嚴公仲夏枉駕，兼攜酒饌，得寒字》）嚴武第二次鎮蜀，杜甫又有多次言及禮數。例如：“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瘳。”（《立秋雨院中有作》）“寬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窮。”（《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杜甫對嚴武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屢次言及禮數，說明他們的關系并不輕松。杜甫跟高適的關系就完全不是這樣。“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道吾真。”（《奉簡高三十五使君》）這是杜甫與高適關系的真實寫照。杜甫跟高適完全沒有禮數相隔一說，秋至天寒，一家老小衣食出現問題，他托人給高適捎信，就直言不諱：“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饑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需要指出，高適不但官場地位比杜甫高，年齡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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