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夫之唐詩評選的選評思想

    論王夫之《唐詩評選》的選評思想

任　慧(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發展戰略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摘　要:《唐詩評選》作為王夫之詩體選評的代表作品之一,其選詩標準包括重情和貴平兩個主要方面,其中,情主詩歌之本質特征,平主詩歌之表現方式,二者相互結合,是為《唐詩評選》的主要詩學思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其對古體詩格外推崇,尤其表現在《古詩十九首》和漢魏六朝詩人方面。

    關鍵詞:王夫之;唐詩評選;選評思想中圖分類號:I20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8-6471(2010)04-0119-02　　 《唐詩評選》作為王夫之詩體選評的代表作品之一,在明清兩代凸顯卓爾不群之勢。其選詩標準包括重情和貴平兩個主要方面,其中,情主詩歌之本質特征,平主詩歌之表現方式,二者相互結合,構成了《唐詩評選》的主要詩學思想。

    一

情感,是王夫之于詩歌的基本要求。詩歌創作經由唐詩的巔峰狀態發展至宋明以來,多有偏頗之處。在王夫之看來,詩歌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以情感為其主要特征,不能以學理來代替情感,更不能以其他文體或學問來代替詩歌。“文章之道,自各有宜”(評高適《自薊北歸》)。[1](P125)“陶冶性情,別有風旨,不可以典冊、簡牘、訓詁之學與焉也”。[2](P807)“詩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盡有天德、王道、事功、節義、禮樂、文章,卻分派與《易》、《書》、《禮》、《春秋》去,彼不能代《詩》而言性情,《詩》亦不能代彼也。決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梏桎人情,以掩性之光輝;風雅罪魁,非杜其誰耶?”[3](P1441)王夫之對于模糊詩歌與史書的“詩史”類作品不甚推崇,在《唐詩評選》中尤為可見。

    王夫之繼承和發展了古典詩學理論中言志緣情的優良傳統,提出要由“心之原聲”[4](P817)發言而為詩:“詩以道情,道之為言路也。情之所至,詩無不至。詩之所至,情以之至。”[5](P654)情感與詩歌密不可分:“文生于情,情深者文自不淺”(評張巡《聞笛》);“情深文明”(評柳宗元《別舍弟宗一》),然非一切情感皆可入詩。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作為一位杰出的愛國思想家,王夫之非常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詩人感情注入作品后,應該具有“動人興觀群怨”的作用,同時這四者應該是緊密相聯、互相補充的整體,“攝興觀群怨于一爐”(評杜甫《野望》)。

    促成詩歌起到“興觀群怨”作用的情感在注入文字的過程中,需要處理好兩重關系:一為情與景,二為情與聲。對于詩歌情景關系,王夫之認為“莫非情者,更不可作景語”。情與景之間不能“彼疆此界”(評丁仙芝《渡揚子江》)般生硬相連,只有堅守“即景含情”(評柳宗元《楊白花》),“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評岑參《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薄》),“意志而言隨”,方能達到妙合無垠、渾然一體的上上之境。對于情與聲,王夫之強調音樂帶給詩歌的美感作用,希望感情與聲律呼應相生,詩歌聲律與詩人內心情感律動有機協調。《夕堂永日緒論內編》卷二有云:“《樂記》云:‘凡音之起,從心生也’。固當以穆耳協心為音律之準。”[4](P825)王夫之對李白《蘇武》一詩評價道:“于唱嘆寫神理,聽聞者之生其哀樂。”對于那些脫離詩情而株守聲律、徒有聲腔空架的作品,則甚為排斥,“詩固不可以律度拘”,認為“聲律拘忌,擺脫殆盡,才是詩人舉止”。[3](P1535)二王夫之在《唐詩評選》中多次強調鐘嶸“以平為貴”的思想主張:“鐘嶸論詩,寶一‘平’字”(評張九齡《奉和圣制送尚書燕國公赴朔方》),“鐘嶸言詩以平為貴,如此亦無崎嶇峣確之態”(評趙嘏《九日陪越州元相宴龜山寺》)。王夫之由此尊崇的“貴平”標準,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多選擇詩歌風格平正典麗的詩人,如初唐臺閣體詩人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等。對于詩歌創作風格復雜多樣的詩人來說,王夫之多著眼于其具有“平”之特征的作品,忽略或貶斥非“平”之作,如評論陳子昂《萬州曉發放舟乘漲還寄蜀中親朋》為“自有蘊藉,有風韻,與王昌齡、劉慎虛一派詭放崚嶒語舛異”,再如評杜甫《無家別》為“《三別》皆一直下,唯此尤為平靜”。

    而對于那些追求“崎嶇峣確”、“不平則鳴”的詩人,則給于毫不留情的批判:“晚唐即極雕琢,必不能及初唐之體物,如‘日氣含殘雨’,盡賈島推敲,何曾道得?”(評杜審言《夏日過鄭七山齋》)其次,情感平和含蓄,雅致溫潤。王夫之對于陳子昂、杜甫、白居易等詩人著意怨憤諷刺、慷慨淋漓的作品評價甚低,如評宋之問《發端州初入西江》為“密潤純凈,猶有典型,賢于陳子昂敖辟遠矣”,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被評為“定是風雅一厄”的“敗筆”(評杜甫《后出塞二首》),即有尚求平雅的因素在內。

    第三,崇尚詩歌謀篇布局順勢而然,紆徐舒緩。如評張若虛名篇《春江花月夜》時亦有言:“其自然獨絕處,則在順手積去,宛爾成章,令淺人言格局、言提唱、言關鎖者,總無下口分在。”評李白《烏夜啼》:“直敘中自聲色有余。”評楊巨源《長安春游》:“只平敘去可以廣通諸情。”對于那些一味講究謀篇布局、重視起承轉合、工于字句、忽視詩歌真性情之作,尤其是近體詩,則頗有微詞。

    三

王夫之熔鑄于《唐詩評選》中的選詩標準,亦表現于其對古近體詩的態度方面。

    有唐一代,近體詩逐漸取代古體詩的創作規模,鋒芒畢露,蔚為風氣。大體而言,明清兩代的唐詩選本也多選近體詩,符合唐詩的創作情況。根據《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的考證和統計,明人編選唐詩選本近二百五十部,除去部分已經亡佚或雖存在但不可祥考的之外,輯選古體詩的僅有二十余部,且大多同時選入大量的近體詩作;而專選近體詩的則有五十余部,比例相當失衡。而根據筆者的統計,《唐詩評選》總計選錄147位詩人的558首詩,其中卷一為樂府歌行,共有27位詩人的74首詩;卷二為五言古詩,共有34位詩人的107首詩;卷三為五言律詩,共有65人的148首詩,附五言排律,共有20位詩人的36首詩;卷四為七言律詩,共有69位詩人的193首詩。所選古體詩的比例占了三分之一,遠遠高于有唐一代古體詩創作的整體規模,究其原因,恐和其主張“情深文明”和“以平為貴”的選錄標準不無關聯。王夫之曾言:“以古詩為近體者,唯太白間能之,尚有未純處。至用修而水乳妙合,即謂之千古第一詩人可也”。[3](P1402)在王夫之看來,能夠繼承古詩遺風,妙用古體入近體,達到自然渾如的境界,便可視為“千古第一詩人”,可見古體詩在王夫之心目中地位之重要。

    古詩之中,王夫之于《古詩十九首》更為推崇。“平之一言,乃五言至極處。”[3](P1248)在王夫之看來,古詩之極致在于以平為美,而古詩之極品正是在于《古詩十九首》。《唐詩評選》中多次談到《古詩十九首》對后世詩歌的積極影響。如評李白《登金陵鳳凰臺》:“太白詩自《十九首》來,顥詩則純為唐音矣”;評儲光熙《采菱詞》:“乃其昭質敷文之妙,俱自《西京》、《十九首》來,是以絕倫”;評韋應物《效陶彭澤體》:“題云‘效陶’,則韋所效陶者此耳,韋他詩多從二張來,乃心直在《十九首》間”,此等多尋常可見。其他諸如稱頌《詩經》風雅者亦不在少數。如評元結《去鄉悲》:“次山詩唯此不愧風雅。”評王維《出塞作》:“自然縝密之作,含義無盡,端自《三百篇》來,次亦不失《十九首》。”由此,王夫之于唐代詩歌,更為看重初唐之作,一反明代“詩必盛唐”的思想風潮。“永物詩亦作比興……中晚人學此者愈勞夢想,體物語分巧化工至初唐而止,嗣后不復有繼者”(評沈佺期《和元舍人萬頃臨池玩月戲為新體》),“晚唐即極雕琢,必不能及初唐之體物,如‘日氣含殘雨’,盡賈島推敲,何曾道得?”(評杜審言《夏日過鄭七山齋》)。據統計,《唐詩評選》中除所選七律篇目于初、盛、中、晚大體平均之外,其他各體都有重初唐、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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