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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徐復觀對儒家道德政治理想的現代轉進
被譽為勇者型新儒家的徐復觀,晚年把他自己30年來在文化上所作的努力歸結為一點:從中國傳統文化中開出民主政治。徐先生努力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是對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進行批判性的反省,指明它轉進的現代方向,提出充實它的具體內容。本文是對徐氏這一努力的初步分析,旨在疏理其運思理路,把握其思想得失,從而進一步在理論上檢討儒家政治文化與民主政治的關系。一
在傳統儒學的思維框架里,倫理與政治沒有分離,道德理想與政治理想并無嚴格的區別,二者可以合稱為道德政治理想。考察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是,它與政治現實之間的關系問題。從馬克斯·韋伯的觀點來看,由于儒學把人對于世界的緊張感減輕到絕對的最低限度,在儒家的倫理中完全沒有倫理要求與人類缺陷之間的緊張關系,因而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與政治現實之間也缺乏明顯的緊張性。①韋伯的觀點已經受到多方面的挑戰。在政治文化研究方面,徐氏可以說是挑戰者之一。
徐氏檢討儒家道德政治理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是將它與中國政治歷史相對照,以展示歷史上儒家道德政治理想與中國專制政治現實緊張、背離的格局。他確信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是“天下為公”,所謂“藏天下于天下”。但中國幾千年的實際政治卻是“藏天下于筐篋”的私有天下的專制政治。儒家“希望的是德治,而實行是暴政昏政”。②于是,儒家道德政治理想與中國專制政治現實之間,存在著長期的緊張關系,形成了困擾中國政治的一個基本矛盾:儒家“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體;而政治的現實,則君又是主體。這種二重的主體性,便是無可調和對立。”③徐氏在此以二重主體性的矛盾凸現了歷史上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天下為公與中國的現實政治———專制政治之間緊張、背離的關系。用傳統文化的概念術語來表述的話,這是道(理)與勢的緊張關系,是真儒的道德政治理想及其理想人格與帝王權勢之間的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源遠流長,構成了儒家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從孔子主張“士志于道”(《論語·里仁》)到孟子確立“道尊于勢”(《孟子·盡心上》),就已奠定了“道”與“勢”緊張關系的基調;這種緊張關系一直延伸到宋代新儒學,并從那里獲得了道德形而上學的意義:天理與人欲的較量、善與惡的沖突。然而這種緊張關系卻“是一個被馬克斯·韋伯錯誤理解的特征,而且常常被注重‘和諧’主題的學者們所忽略。”④這種忽略不僅影響了對整個儒家傳統的準確把握,而且很大程度上妨礙了對儒家政治文化、尤其是它的道德理想主義的全面評價。徐復觀以二重主體性的矛盾,來揭示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與專制政治的緊張關系,肯定“中華民族的信念,是理而不是勢”。⑤這不僅是對上述韋伯觀點的一種糾偏,更重要的是它從正面展示了傳統文化中確有抗擊專制政治的文化資源。肯定歷史傳統中有這種文化資源,并把“道尊于勢”作為民族的精神信念,無疑是向民主政治轉進的不可或缺的文化條件;沒有這種傳統文化資源的支持,中國現代政治文化的重建將更加步履艱難。從這一角度來看,徐氏對儒家道德政治理想與專制政治現實緊張關系的揭示,確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義。不過,就儒家政治文化傳統整體而言,它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這就是自漢代儒學經學化以來,儒學以經學的形式與現實政治相同構的一面。現代學者的研究表明,經不是一般的古典文獻,而是傳統政治合法性的依據;作為政治文化的經學,它以“西漢今文學”、“東漢古文學”及“宋學”三種不同的理論形態,從不同的角度、層次論證了傳統政治統治的合法性。⑥經學與傳統政治相同構的一面,與上述徐氏揭示的緊張關系一面,實際上構成了儒家政治文化傳統的兩個互相對照的側面。徐氏對經學史有相當的研究,但對經學與傳統政治相同構的一面顯然缺乏分析。在我們看來,正是同構這一面軟化了儒家道德政治理想與專制政治的緊張關系;儒家道德政治理想的落空,與這一同構性有著內在的關聯。徐氏重視緊張,忽略同構,影響了他對儒家道德政治理想與傳統政治復雜關系的全面把握。
二
徐復觀認為,儒家面對上述因其道德政治理想與專制政治緊張關系而產生的二重性主體的困境,并非消極無為,“總是想解消人君在政治中的主體性,以凸顯出天下的主體性,因而解消上述對立。”⑦最早孔孟是企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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