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亞洲父親不可承受之重

　　一邊是繁忙工作，一邊是父親職責，新時代亞洲老爸們處在兩難中。不過，美國《時代》周刊4月5日載文提醒那些老爸，再忙不能忘了孩子，讓孩子幸福也是讓自己幸福。

　　特殊的“父親之課”

　　周六早晨，新加坡崇福小學教室內，一堂特殊課程吸引了眾多“學生”。不過這些“學生”已老大不小，多是三四十歲的老爸。這堂課名叫“父親之課”，主講是新加坡“父親中心”創始人王孫華，“父親中心”的宗旨便是“引導父親融入孩子生活”。

　　亞洲的父親們怎樣和孩子相處呢？一名父親在課上講述了他獨特的“數字育兒法”。他花費2000美元在家里各個角落安裝攝像頭。即使他埋頭辦公室，也能通過網絡時刻看到孩子。“數字育兒法”引來課堂內一陣哄笑。但笑過后，這些老爸們陷入沉思。

　　這是個極端案例，卻真實反映了如今亞洲父親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他們已認識到為父職責，但繁忙工作卻讓他們無暇陪伴孩子。

　　“你們有職場計劃、理財計劃或度假計劃，”王孫華說：“但對于如何做一名稱職的父親，你們有計劃嗎？如果有，請舉手。”沒人舉手，整個課堂陷入寂靜，靜得能聽到空調吹出的陣陣冷風聲。這些“學生”在各自領域內都是叱咤風云的精英，但面對王孫華的問題，他們覺得心虛。

　　“當然，通過網絡看管孩子，也算‘獨具匠心’，”王孫華說：“但父親真正的責任是讓孩子學會在你們不在的時候做正確的事情。”

　　亞洲父親之痛

　　王孫華的話確實戳到亞洲父親的隱痛。在亞洲，孩子們更多時候無法看到父親。

　　38歲的王占鴻是香港一名塑料商人，他的一天可以代表亞洲父親的典型生活。每天早晨8點，他已坐在辦公室，12個小時后才下班。等他回到城郊家中，已是晚上10點。而他的4個孩子最晚11點就要上床睡覺，也就是說，幸運的話，他有一個小時享受天倫之樂。不過，忙碌一天的他此時已疲憊不堪，還要吃晚飯和休息。此外，一年中，他幾乎有一半時間在外地出差。“我覺得給孩子的時間太少了”，他說。

　　談到孩子，內疚寫在王占鴻臉上，也寫在許多亞洲父親心中。印度新德里心理醫師桑賈伊·區夫說，他經常接待和王占鴻一樣承受巨大心理壓力的男子。他說：“印度男子陪孩子的時間越來越少。當各種壓力增大時，不僅陪伴孩子的時間減少，教育孩子的效果也有折扣。”

　　阻攔亞洲老爸陪孩子的原因多種多樣。日本東京一名35歲人力資源經理把怨氣撒在“冷血”老板身上。他說：“在我原來那家單位，大部分人沒孩子，他們不懂與孩子團聚的重要。孩子出生后，單位幾乎沒給我多少假期。”

　　也有人歸咎于亞洲人獨有的人際相處方式：“酒桌”應酬。韓國首爾辦公室職員安燦說：“我深知需要給孩子更多時間。”但一下班，安燦還是和同事、客戶一起去喝酒。“有時孩子看到我就表現出很委屈的樣子，總是要求我留在家里。”

　　另外，現在的亞洲人生育時間較晚。孩子出生時，他們大多處于最繁忙時期。新加坡一家快餐店老板拉菲爾·陳41歲時有了第一個孩子，他說：“工作上的事情隨年齡增大而增多。這就是為什么當我有孩子時，情況變得艱難。”

　　工作流動性加強也給如今的父親帶來更多困難。電話、網絡等科技進步則讓人們更難徹底擺脫工作。即使在家中，人們也不得安寧。

　　最后，理解現如今亞洲老爸的困難還要考慮過去發生的一系列事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0年“電腦千年蟲”事件以及2003年非典風波，回顧這些事件前前后后，就能解釋亞洲人現在的工作為何那么多。經歷波折后，人們危機感更強，他們更努力工作，攢更多錢以防今后再有意外發生。

　　時代之變

　　承受工作和育子雙重壓力的亞洲老爸是時代的產物。

　　50年前，做名好父親并不像如今這么難。作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父親的職責僅是下班時走入家門，坐在椅子上。做家務和照顧孩子完全是媽媽的事。香港大學社會學教授丹尼·王說：“上一代父親顯得更加冷漠和嚴肅，與家庭成員的距離也更遠一些。”

　　與父輩不同，由于女性涉足職場，現在的亞洲老爸正經歷轉型時代。夫妻都有收入對家庭的好處顯而易見。可女性生活更充實的同時，給男性的壓力卻在增加。他們需要與妻子共同承擔家長角色，不能再以工作忙為由對家務事甩手不干。面臨新職責，亞洲男性并不老道，他們中許多人仍在適應新角色。他們開始學著買菜做飯、接孩子上下學或是給孩子換尿片、喂奶。

　　新加坡快餐店老板拉菲爾·陳說：“每天下午，我的妻子從幼兒園把孩子接到辦公室，在單位休息室給孩子弄點吃的。然后我接走孩子，陪孩子玩兩個小時，晚上9點左右帶孩子回家。”家務事只是家長職責一部分，教育孩子才是重頭戲。父親需要開發孩子的智力，甚至需要像母親那樣溫柔，輔導孩子做作業或跟孩子談心。

　　從社會層面看，這一變化不亞于地震。50年前，亞洲男性從農村走向城市和沿海地區，在外地的他們幾乎見不到孩子。依靠父親的工資，第二代人上了大學，在城市找到工作。為扎根城市，他們依然需要努力工作，與孩子相處的時間自然不多。而第三代人一出生便能享受先前兩代人拼出的幸福生活，于是，他們不再甘心忍受見不到爸爸的痛苦。

　　新加坡一家軟件公司的客戶經理本杰明·納登說：“我們明白父親是全家經濟支柱，他們需要工作。但如今的孩子對父親有更多期望，他們還要父親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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