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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學科視角下影響信任水平的因素分析論文
多學科視野下的信任因素
信任水平問題是信任問題研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它主要包括信任水平的測量和對信任水平影響因素的分析。信任水平的測量包括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兩個方面。定性分析研究的是對信任水平的總體判斷，如是高信任的、還是低信任的；定量分析則是信任水平的數量化研究。從理論上說，信任度水平應該可以數量化的。但是從現有研究看，建立一套完整的信任度測量標準似乎還比較困難。當然，可以在某些方面進行突破。如目前在金融領域就已經有非常成熟的信用等級評價標準。
信任度的數量化研究比較困難，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影響信任的因素很多，而且有些因素本身又很難給予數量化評價，如心理感覺。盡管如此，對影響信任因素的分析還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如果找準了這些影響信任水平的因素，那么就可以按照這些影響因素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信任水平。
對影響信任水平因素的分析，許多學者都從不同的視角進行了探討，分析過程和得出的結論也不同。如博弈經濟學家認為信任主要是人們的一種理性行為。在重復博弈模型中，經濟學得出人們追求長遠利益會導致信任（Kreps，1986；Fudenberg Tirole，1992；張維迎，2002）。進一步而言，既然重復博弈可以導致信任，那么影響重復博弈的可能性因素和影響重復博弈人們的策略選擇的因素就是影響信任形成的因素。影響重復博弈中人們選擇的主要因素可以歸納為三個：支付函數的確定，這一般跟法律和制度有關；當事人的偏好，如人們對將來的重視程度、耐心等；信息結構，即雙方所知道的對方的信息。那么影響重復博弈的三個因素就是影響信任的三個因素。
當前，對信任影響因素分析比較權威的文獻大概要數張維迎教授的論文《信任及其解釋：來自中國的跨省調查分析》。在這個研究中，張維迎教授探討了經濟發展水平、企業規模、教育程度、市場化程度等因素與信任度之間的關系。關于信任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基本結論是：收入越高的地方信任度越高，或者說信任度高的地方經濟發展得就比較好一些。按照收入水平把各省分為5各組，最高收入組的信任度為8.76 ，而最低收入組的信任度則為0.81。這個數字雖然不是很精確，但多少可以反映出信任度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基本關系。另外，他們還發現，地區GDP增長與第一守信度的相關系數是0.96，人均GDP與第一守信度的相關系數為0.6，也是很相關的；信任與企業規模的關系。一般來說，信任度高的企業規模比較大；信任與教育水平的關系。一般來說，教育水平越高的地區信任度越高。
影響信任水平的因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如從范圍大小分，可以分為微觀因素和宏觀因素，前者如個人的品德、受教育程度、職業等，后者如文化價值觀、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發達程度、信息化水平等。如從學科角度分，可以分為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因素等。本文希望從多學科角度對影響信任的因素做個梳理。
影響信任水平的經濟因素
經濟因素集中體現在經濟發展水平這個指標上。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信任度與這個國家的經濟是高度相關的。有學者經過研究發現，一個國家的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時，它的社會講信用水平會呈現明顯的提高。這個結論與一般的情況大致是吻合的。張維迎等人對國內各省的經濟發展水平與信任水平的相關性研究也證實了這個觀點。但也有例外。如信任學者福山把法國、意大利以及中國的香港、臺灣等地區也列入低信任水平的國家和地區。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因此用經濟發展水平這個因素就無法解釋信任水平的高低。而可能只有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
我們還可以從衡量和體現經濟發展水平的一些重要指標來分析影響信任的因素。
市場交易的發達程度。如上所述，市場化水平與信任水平是成正相關關系的。市場化水平越高，信任度就越高。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筆者認為，市場交易越發達，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越離不開市場交易。它參與市場交易的頻度會大大增加。這也就意味著它與其它交易者重復博弈的頻度大大增加。如果它不守信用，那么它在市場交易中的信任度就會降低，就會失去很多的交易者和市場機會。作為一個經濟理性人，它會內在地約束自身的行為，以一個“值得信任的人”的印象出現在市場上。
對信任度與市場化的關系，學者樊剛做過一個市場化指標的調查。根據他的調查，表明市場化和交易的頻度是影響信任的重要因素。市場化程度越高，交易頻度越高，信任度就會越高。市場化交易與信任度的關系為：市場化程度越高，信任度越高。市場化程度每提高一個百分點，信任的程度就會提高5個百分點。信任的形成與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有關，一個封閉的地方，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非常少，人與人之間的了解就非常少，對信任的建立就非常不利。如果是開放的地方，人與人之間的交易會非常多，互相之間就會產生重復博弈，使得人們有積極性建立信任。176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到這樣一個觀點，13-16世紀的荷蘭人比英國人更講信用，原因就是荷蘭的商業比較發達。一個社會商業發達之后，人們會更加講信用，而不是道德日趨匱乏。
信息化水平。信息化水平代表著信息傳播的數量和速度，也即代表著信息的傳播效率。信息的傳播效率越高，一個人或一個組織的誠信狀況會越快地越多地被社會所知曉。信息越不公開，傳播效率越低，采取失信行為的機會主義可能性越大。為什么在一個相對封閉的鄉村，人們一般不太敢不講信用，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在鄉村存在一個“發達”的信息傳播機制。在一個封閉的農村，信息的傳遞是沒有問題的。一個人不守信用的事情很快會被村里人知道。人類學家的研究表明，在鄉村社會，“閑言碎語”（Gossip）是存儲和傳播信息的主要手段，對維持信譽機制具有關鍵的作用（Merry, 1984）。一般在農村里，聲譽不太好的人，在村子里往往比較孤立。
在一個“陌生人”社會里，基于聲譽的交易是主要的交易模式。而信息化水平與聲譽的傳播成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如果我們對某個人的相關信息一無所知，當然也就談不上對他信譽的評價。在信息化水平越高的情況下，市場活動的主體越不敢采取失信行為，從而有利于促進整個社會的信任水平的提高。失信者對“曝光”的懼怕有力地印證了這個結論。
基于上述分析，提高社會的信息化水平就成了提高社會信任水平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建立全社會信用征信系統，把企業和個人的信用信息向全社會公開；對嚴重的失信行為予以披露；對必須向公眾披露的信息必須強制性進行披露等等。
影響信任水平的社會因素
社會組織化程度越高，社會的信任水平也越高。主要原因是連帶責任機制的作用。如果某個個體（單個人、單個企業等）發生失信行為，當這個個體獨立的情況下，由于失信行為的所造成的聲譽損失只是牽涉到這個個體。而當這個個體以某種方式被組織化后，那么被牽涉聲譽損失的不僅僅是這個個體，而且是這個個體所在的組織。組織化程度越高、組織規模越大，被牽連的程度與規模也越大。正是由于擔心被牽連，組織會對其成員以強制性的誠信約束。而且同樣是：社會組織化程度越高，組織規模越大，對其內部成員的誠信約束要求越高。由此導致整個社會的信任水平的提高。
組織化程度可以有多種表現方式，如企業的規模、行業協會等中介機構、社會團體等等。根據上述分析，企業規模越大，其信任水平越高，也就是通常講的越是大企業越講究信用和信譽，越值得信任；行業協會越發達，社會信任水平越高；各種社會團體越發達，社會的信任水平越高。
影響信任水平的文化因素
文化是一個社會的靈魂。文化對一個社會的發展有著極大而持續的影響。許多國外學者認為我國是一個低信任文化的社會，說明我國長期以來的社會信任水平是不高的。這種低信任文化是由我國長期的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所造成的。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與外界的交往十分少，市場交易非常不發達。于是形成了對以戶這個生產單位的內部成員即家族成員比較信任，而對打交道很少的家族外部的人不信任。我國改革開放雖然已有20多年了，市場交易的程度也非同日而語，但幾千年遺留下來的低信任文化不可能在這么短短的時間內就被淡化。從個人角度而言，影響對某個人信任的評價主要有如下因素：
1.交往的密切程度。一般來說，相互之間交往越密切，就越容易相互信任。這種交往即包括已經發生的交往關系，也包括未來預期的交往關系。比如我們經常講的有血緣關系的人容易相互信任，就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血緣關系中，有血緣關系的人相互之間的交往肯定要比沒有血緣關系的要密切的多。尤其是直系親屬之間不密切交往甚至是不可能的。為了自己今后在血緣圈子內有一個好的聲譽，他會理性地選擇誠信行為。正是基于這樣的預期，他們之間相互會比較信任。同樣地，具有地緣關系的人也容易相互之間建立信任。出生地（即可大范圍，也可小范圍）相同的人相互之間容易信任。而產生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也是在于他們對今后相互之間密切交往的事件存有較大的預期。
2.受社會尊重的程度。一般而言，越受到社會尊重的人，他會越受到他人的信任。受社會尊重的程度主要有兩個因素：教育程度和職業。就教育程度而言，一般而論，一個人所受的教育程度越高，他會越被信任。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如果一個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失信，我們覺得很正常，也很普遍，也不會引起社會多少關注；而如果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失信，社會就會特別關注。就職業而言，從事那些被社會尊重的職業的人，信任水平會高一些。如中國銀行推出個人信用與職位掛鉤的制度雖然引發爭議，但中國銀行的做法起碼在目前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也是有一定的理論依據的。他們的具體做法是：山東、河北等分行下文規定：級別相當于副處級及以上的人員，包括高校的副教授以上人員，家庭年收入不低于15萬元的，最高信用循環貸款額度可達30萬元，科級則可貸20萬元，家庭年收入不低于10萬元。級別與一般公務員相當的人則可貸10萬元，其家庭年收入不低于5萬元。盡管這個做法受到了很大的爭議，但實際上它卻有明顯的合理性。其主要理由是；這些對象比較受社會尊敬，對自身的約束會嚴格些。因為他們很清楚，一旦他們在借款上有違約行為，他們將在聲譽上受到很大的損失。而聲譽的損失對他們個人的事業的影響是相當大的。或者說這些人由于違約所受到的連帶責任要大一些，因此他自己不得不在這個方面嚴格要求一些。因此，與其說是他們的道德覺悟高而產生更高的誠信水平，不如說是因為他們為了自己獲取更大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種更加理性的做法。或者說這主要是一個經濟行為，而不是一個道德行為。從銀行的實際做法上看，它們在考慮職稱、職級等要素的同時，還要考慮到這些人的收入水平。即考慮他實際的還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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