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方治理結構的歷史與轉型

　　當前我國公共管理的價值觀念大多是從西方引進的。這樣的價值觀多有某種“主義”的特點，“主義”之爭在中國成為一個重要的話題。目前在中國語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其在西方語境中大為不同，但在“主義”基礎上提出的問題有一定的相似性。

　　目前西方對政府的研究有兩種思潮：民主社會主義從政府的職能出發，傾向于建立福利國家；自由主義則從政府權力的授予來考察，傾向于建立守夜人式的國家。這兩種思潮形成于20世紀，然其淵源可以追溯到17世紀的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國家提供更多的福利，擴大國家責任，但并不認為國家權力是無限的，可以不受限。而自由主義由于害怕個人權利受到侵犯，主張縮小國家權力，但這并不等于說不要國家干預。所以，民主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對立不是絕對的，二者產生矛盾的前提是：國家的責權對應。

　　中國現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國家福利太多，因此我們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國家福利的問題，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國家福利。在我們國家的現實生存環境中，不僅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有其基本的價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義和古典社會民主主義也有明顯的價值重合。其價值重合主要在于公民權利、自由與程序正義。

　　二、對當前中國傳統地方治理研究的思考

　　就傳統中國而言，鄉村社會既不是被租佃制嚴重分裂的兩極社會，也不是和諧自治的內聚性小共同體，而是大共同體本位的“偽個人主義”社會。與其他文明傳統相比，傳統中國的小共同體性更弱，但這并非因為個性發達，而是因大共同體的屬性所致。它與法家或“儒表法里”的傳統相連，形成一系列“偽現代化”現象。小共同體本位的西方傳統社會在現代化起步時曾經過“公民與王權的聯盟”，而中國的現代化則可能要以“公民與小共同體的聯盟”為中介。

　　傳統社會的反近代化機制無疑有儒家色彩的一面，即大共同體與小共同體都抑制個性，父權制家族桎梏與專制國家桎梏都阻礙著自由交換、競爭與市場關系的發展，阻礙著民主、人權與公民社會的形成。但這種反近代化機制更具有非儒家色彩（或曰法家色彩）的一面，即“大共同體”不僅抑制個性，而且抑制小共同體；不僅壓抑著市場導向的個人進取精神，而且壓抑了市場導向的集體進取精神。古代中國政治中樞所在的北方地區宗族關系遠不如南方尤其東南一帶發達，因此公民社會的發育比南方更為困難，

　　現在對中國傳統地方治理的研究有一種套路，認為中國傳統的地方治理有以下五個特點：國權不下縣（縣以下是自治）；縣下皆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自治靠鄉紳。這些特點可以歸總為：縣下無吏皆自治。最早提出傳統中國國權不下縣的是韋伯。他認為，中國的儒教不可能導致現代化，因為它是非理性的，而現代化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理性化。傳統中國社會的治理憑借的就是這種非理性的“卡里斯馬”型權威。

　　三、中國地方治理結構的歷史與轉型

　　1.縣下無吏并非自古就有。

　　中國自古以來并不是縣下無吏的。古代鄉吏是政府養的一些官員，用以為國家治理社會；鄉役是政府強行指定一些人為國家治理服務。隋唐之后出現鄉紳。考察歷史可知，隋唐之前鄉村治理是以鄉吏為主的；隋唐之后則由鄉役和鄉紳共同治理。靠鄉役治理，存在治理者的積極性問題；而靠鄉紳治理，其本身存在兩面性的問題。總之，在隋唐之后的這種制度比較鄉吏治理，自治較專治濃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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