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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聞自由理念的形成和發展
從本質上說，大眾傳播是民主性的傳播手段。不過它本身并不必然帶來民主，它只是具有潛在的民主功能。現代歷史表明，大眾傳播既推動著民主的發展，也強化著專制極權政治。在極權政治下，對大眾傳播媒介的壟斷成為實行極權統治的最有力的手段。正是這一點，使當代的極權政治對人民的精神奴役和控制遠遠超過古代任何形式的專制。歇斯底里的政治狂熱、普遍的政治無知狀態、公民失去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對政治統治者宗教般的服從與崇拜（當代的查里斯瑪現象），這些現代的病態政治現象，都是借助于統治者對大眾傳播的控制實現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法西斯主義是大眾傳播時代的產物。報紙和廣播等大眾傳播手段曾成為法西斯主義政黨控制社會的有力工具。希特勒曾得意地說：“我的新聞組織是一個真正成功的例子，我們已經消除了任何人想說什么就有權利說什么的政治自由的觀念。”墨索里尼也得意地說過：“我認為法西斯新聞理論是我的交響樂。”。
在西方民主社會里，大眾傳播能夠成為民主的工具，在民主體制中發揮有效的作用，是以對新聞自由的法律保障為基礎的。所謂新聞自由，是一種消極的防范措施，用以保障新聞媒介免受政府控制的獨立性。西方人認為，新聞自由對于民主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一位西方學者指出：“不管民主的定義是什么，沒有新聞自由，民主本身就無法存在。”（希爾斯曼：《美國是如何治理的》，第390頁。）
1、新聞自由的確立
在西方，最初的大眾傳播手段即印刷術的出現，成為推動民主建立的原始動力之一。當時，作為新知識新思想載體的書籍承擔起批判傳統社會的功能。無論在文藝復興時代、英國革命時代還是法國啟蒙運動時期都是如此。雖然各國統治者和官方教會都極力實行言論控制，但西方社會具有多元化特征，各民族國家并立但又相互緊密聯系和影響、各國發展的不平衡、政教分立、教會內部的分裂等因素，以及思想家和學者追求真理的勇氣等，都使思想的控制難以奏效。
大眾傳播越是發展，越是展示出其威力，越是促使不同的政治力量力圖實現對它的控制。拿破侖已經看到，“三張敵對報紙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所以他極力實現對報紙的控制，使其為己所用。而面對由政府控制的法國報紙，德國政治家梅特涅曾感嘆說：“法國的報刊值拿破侖的30萬大軍。”
同樣，那些曾為民主理想而奮斗的政治思想家都認識到言論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石。民主制度以公民和各種社會集團自由平等地參與為基礎，在各種政治力量的公平競爭和妥協中形成政治決策。它信奉多數決定、保護少數的原則。新聞自由是民主價值觀在傳播領域的表現。民主社會的大眾傳播不能允許傳播手段為政府和少數權勢集團所壟斷，從而形成對人民大眾一邊倒的強制性灌輸，僅僅充當政府或統治者的“啦啦隊”。它要求保障不同意見的自由表達，實現一種不同知識和觀念的自由市場。
1644年，彌爾頓在《論出版自由》中提出了“自主原則”：“讓她（真理）與謬誤交鋒吧，誰看見在自由而公開的交戰中，真理會敗下陣來？”兩位英國作家約翰。特倫查德和托馬斯。戈登于1720年以“加圖”為筆名寫下了一系列為后來所知的“信息自由流通”辯護，斷言政府自由與出版自由共存亡。他們指出，言論自由是“每個人的權利，只要一個人不用它來危害和支配別人就行”。（參見J.Herbert Altschull，Agents of Power，pp.1）彌爾頓和“加圖”影響了美國人，使其將言論自由寫進憲法。
西方人把言論自由的法律追溯到中世紀的英國《大憲章》和17世紀的《權利法案》，但真正明確保護言論自由的法律是1791年批準生效的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它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剝奪言論或出版自由。”這項條款成為新聞自由史上的里程碑。
法國革命領袖米拉波深受彌爾頓影響，他向三級會議呼吁：“讓你們的法律的第一條永遠奉獻給出版自由，使它居于神圣的地位。在所有的自由當中，它最不能觸犯，最不受限制。假如我們喪失了它，其它自由便永遠得不到保障。”1919年，美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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