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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經濟思想研究（上）
［內容提要］董仲舒經濟思想有三個方面的內容：義利論、等級經濟關系論、仁政思想。在義利論方面，董仲舒所言“利”是指一般、普通的物質利益，且有公私之分，并重義輕利；在等級經濟關系方面，董仲舒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合”不是“爭”，并規定了“三綱”，以約束人們不道德和非法的求利行為；在仁政思想方面，董仲舒主張“不與民爭利”，他系統論述了政府及其官員“與民爭利”的各種表現和反對“與民爭利”的經濟原因、道德依據，并提出了“行仁政”的具體辦法。這些理論都是圍繞著他的“大一統”社會理想而展開的，大一統的根本特征是思想統一，“推明孔氏，抑黜百家”，適應了當時鞏固封建專制政權的需要和歷史發展趨勢。［關鍵詞語］大一統；義利論；等級經濟關系；仁政
“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一直是與“財富”、“生產”、“生產關系”等概念本身及其發展規律的理論探討聯系在一起的。而與此不同，中國儒家談論經濟問題，是將其置于社會的倫理關系之下，它不是從純粹經濟的角度，而是從仁、義，從人倫、等級的角度去談物資財富的占有、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問題。因此儒學中的經濟思想實質上是一種倫理經濟思想。西漢中期的儒學大師董仲舒繼承先秦儒家的這一傳統，首次對倫理經濟思想的主要方面進行了系統闡述，提出了富有深意的見解。
董仲舒的經濟思想歸納起來有義利論、等級經濟關系論和仁政思想三個方面。這些理論都是圍繞著實現他的社會理想目標而展開的。
一、董仲舒的社會理想
董仲舒的學說有一個特點，就是必從“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據。他作為漢代儒家公羊學派的宗師，一生以治《春秋》為主業。他說“春秋，大義之所本也”（《春秋繁露·正貫》。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以為“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后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俞序》）。他的社會理想正是通過闡述《春秋》大義而得出的，它立足于現實卻又高于現實。雖然董仲舒社會理想的基礎是現實社會，但他從不盲目贊揚現行的社會制度，而總是以理想社會的標準來批評和要求改進現行制度。
董仲舒的社會理想是一個大一統的和諧安定社會。大一統是他所述《春秋》的根本含義。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董仲舒傳》。以下引此書只注篇名）他認為《春秋》最重“元”，“謂一元者，大始也。”（《玉英》）“元”就是大一統的開始，并且還認為“唯圣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系之元”（《重政》），因此他希望漢武帝是圣人，能成就建立封建大一統帝國的功業。大一統的根本特征是思想的統一。董仲舒在他的賢良文學對策中，向漢武帝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議，主張“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董仲舒傳》）。漢武帝采納了這一建議，于是儒學便從此成為官學，上升到至尊的地位。
董仲舒提出這項建議并且被采納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從歷史上看，秦統一中國后，本應及時放棄戰時的法家思想，而采用有利于鞏固中央集權和社會安定的儒家思想［1］，但秦始皇沒有這樣做，相反卻焚書坑儒，而終不能解決鞏固統一封建國家、建立穩定社會秩序的歷史任務。這一歷史教訓董仲舒是清楚的，因此他常用類似于“漢興循而未改”（《漢書食貨志上》這種委婉言辭來提醒當世的統治者。
從現實情況來看，正如他自己所說：“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由于理論基礎不統一，這樣導致的結果是“上亡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如此社會怎能安定，政權怎能鞏固呢？因此治國之君必須掌握統一學說，使“邪僻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言，而法變可明，民之所從矣“（《董仲舒傳》）。
在表面上看來，法家是反對言論教化的，因其會使“其君惛于說，其官亂于言”（《商君書·農戰》）。但法家沒有預想到，如果言論一律，就可避免君臣惛亂、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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