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證券欺詐民事責任的完善

　　所謂證券欺詐行為是指在證券發行、交易及相關活動中發生的內幕交易、操縱市場、虛假陳述、欺詐客戶等行為。（注：《禁止證券欺詐行為暫行辦法》第2條。）證券欺詐行為違背誠實信用， 破壞證券市場運行的公開、公平、公正原則，扭曲證券市場的資源配置機制，嚴重分割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因而為各國立法所禁止。綜觀世界各國的證券法，無不綜合運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三種方式對證券欺詐予以懲治防范。

　　一、完善證券欺詐民事責任制度的現實意義

　　我國目前證券欺詐民事責任相對于刑事責任、行政責任而言處于明顯的薄弱地位。在立法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證券欺詐的刑事責任作了規定，新出臺的《證券法》以30多個條文規定了證券違法的行政責任；在理論研究方面，學術界對證券欺詐刑事責任的研究日趨精微，而民事責任領域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盡管有些學者已經注意到了對證券欺詐有關行為追究民事責任的必要性，（注：陳曉：《論對證券內幕交易的法律規制》，載《民商法論叢》第5卷， 法律出版社第104頁。）但也有學者認為證券欺詐是證券犯罪的一種， 僅指刑事上的欺詐，排除了民事欺詐的深入研究。其實，目前西方學者從已經取得的經驗中認識到，單獨依靠刑事處罰是不明智的，不應引導各國片面地注重規定刑事處罰的效力；相反，民事賠償、行政部門的行政法規和證券行業自律組織給予的處罰則顯得更為有效。（注：白建軍：《證券欺詐及對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5頁。）在執法實踐方面， 一般以行政處罰代替民事賠償。在已經查處的案件中，對當事人的違法所得全部由國家罰沒，但無一例民事賠償，這種忽略對受害人利益的民事保護的現象，實質上是對公民合法訴權、財產權的變相剝奪，值得立法與執法者深思。

　　造成我國目前證券欺詐民事責任立法、研究和執法的薄弱現狀有著深層次的原因。一是觀念上的原因，人類社會的法律制度都曾經歷“諸法合體”的階段，但西方國家自羅馬法以后，民商法獲得極大的發展，至今已形成了較為完善的體制，私權觀念深入人心。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一直強調的是“重刑輕民”，進入現代社會后，不僅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重刑思想，而且還十分重視公權力的運用，加大了行政處罰的廣度和力度，唯獨忽視民商法的私權保護精神。具體表現在法律上就是注重制裁而忽視補償，注重打擊遏制而忽視對公民個人權益的保障，仍然是傳統的“重刑輕民”法律思想的延伸，這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相距甚遠。二是證券欺詐行為本身復雜性的原因，證券欺詐行為形式多樣、方式復雜，難以適用一般的民事賠償原則。例如在內幕交易中，證券交易是集中競價并由電子計算機自動撮合完成的，在投資者眾多，證券交易價格又瞬息萬變的情況下，難以確定受害人和計算賠償數額。即使在規定有民事賠償責任條款的國家，對于這些問題也難說有完滿的解決，這也給進一步探索與實踐造成了一定的障礙。三是現行法律模糊性的原因，現行法律對證券欺詐沒有明確的定義，沒有區分合法與違法、一般違法行為與犯罪的界限，使得實踐中的注意力集中于罪與非罪的區分，對民事責任的追究就易被忽略。

　　對證券欺詐民事責任制度的積極作用應充分認識。證券欺詐民事責任制度是對證券市場資源扭曲分配之后的補救，反映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在市場經濟社會中，證券市場在分配某一經濟體的資源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一個有效率的證券市場發揮作用是建立在“自由競爭”的假定基礎之上的，而證券欺詐、操縱市場則是對“自由競爭”的反動，任其泛濫將扭曲資源的有效分配，破壞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民事賠償制度可使扭曲的資源分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復。

　　證券欺詐民事責任制度是對投資者的保護。投資者是證券市場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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