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發展趨勢與中國經濟學的新建構論文

　　改革開放30年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中國奇跡'在人類歷史上，只有7個國家（地區）曾持續以7%以上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發展超過30年，中國是其中最大的經濟體，且年均增長率有30多年超過9%。據經濟學家們普遍預測，這種高增長還將持續30年。更進一步的是，中國在經濟總量上很快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從而終結一百多年美國雄霸全球的歷史。如何破解“中國之謎”？西方經濟學家比較普遍的回答是中國推行了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這個答案顯然遵循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傳統邏輯。這對于解釋中國現象顯然有些簡單。毫無疑問，中國現象是西方經濟理論無法解釋的，或者說中國的經濟奇跡形成了對西方經濟學的巨大挑戰。因此，在這個人類經濟史的奇跡背后，一定潛藏著當代主流經濟學并沒有完全涵蓋的經濟邏輯，甚至有著完全不同的發展前提。中國問題本身已經成為考驗經濟學理論普適性的一道現實難題。由此產生的對“中國經濟學”的呼喚，不僅是對更具解釋力的某種理論的一種訴求，更是對經濟學整體提升的一種渴望。因此，未來的中國經濟學必須順應經濟學發展趨勢，既能對特定的中國問題給出現實性的解釋，又能推動經濟學方法論的變革，進而推動經濟學整體的理論進步。

　　一、經濟學研究的新趨向

　　經濟學理論是對經濟現實的一種邏輯化解釋，是對真實世界的詮釋。因此，真實世界的變化必然推動理論的變化。事實上，人類自古以來就有交換行為，只有當交換從零星、偶然的以交換為基礎的商品經濟轉變為社會的主導經濟形式時，人類便進人了市場經濟時代。這種轉變是在某種政治、法律、文化傳統等環境下所產生的。與之對應的，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生產方式、技術應用等方面也發生了改變。同時，當政治、道德倫理、哲學等領域的學者對于市場經濟進行深入思考，系統研究社會關系、生產制度及技術應用之后，經濟學就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20世紀之前，經濟學研究的學術中心在歐洲，隨著經濟中心逐漸向大西洋對岸的美國轉移，經濟學研究的學術中心轉移到美國，新古典經濟學逐漸成為主流。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使得新古典經濟學的解釋力受到極大挑戰。由此迎來凱恩斯革命，經濟學分離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新經濟浪潮席卷全球，而生產方式也逐漸脫離了物質領域。單純的物質生產雖然產出不斷增加，但是價值卻不斷下降，從事物質生產的人數也不斷減少，而知識生產、技術創新、服務交換逐漸成為經濟的主導。在發達國家，技術產值、知識經濟、服務經濟規模及從業人數都在總量中占據大部分。簡單的邊際分析雖然適合物質生產或消費領域，但到了非物質領域，其適用性就受到大大局限。因此，經濟研究出現更加關注制度環境領域的趨勢。政治選擇、產權、制度變遷等都被納入經濟學分析的框架。新制度經濟學將邊際分析與制度分析相結合，從而進一步增強了主流經濟學的解釋力。經濟研究的重心也有重新向制度與社會關系方面回歸的趨勢。

　　國外一些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深切地感受到了新古典經濟學對經濟學的單一統治所造成的危害，開始推動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他們于1993年成立了經濟學多元論國際聯合會（ICAPE）。該聯合會認為，在經濟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上都需要更大的多元化。多元論的新精神將推動各種不同方法的實踐者開展更具有批判和建設性的對話。經濟學學科需要基本的改革，需要對經濟行為更廣闊的各種跨學科的探索和其它方面的研究開放。該學會2011年會議的主題是“在經濟困窘時反思經濟學”。國內的很多經濟學家也日益重視研究必須回歸制度與人性。例如，張軍（2012）指出，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與制度是當前經濟學的核心命題。這些制度的問題和歷史、文化、政治聯系在一起，過去不為經濟學家所重視，現在需要進行更多研究，特別是對制度的來源，制度對經濟發展、對經濟的增長到底有什么影響，前者到底是原因還是結果等重大問題。這方面的研究非常有前景，將會成為未來10年、20年關于發展的制度研究熱點，可能變成主流經濟學非常重要的內容。

　　在理論功能方面，經濟學理論也面臨著規律性與工具性無法統一的矛盾。社會科學的理論對社會的實踐意義，在某些情況下并非是理論真的揭示了規律，而是理論影響了人們的觀念進而通過理論之外的規律發揮作用。或者說，很多理論起到的是一種工具性的作用。

　　當依據某個理論能對人的行為和真實世界進行解釋，那么可以說理論的“規律性”與“工具性”大致是統一的。但如果人的實際行為和真實世界與這個理論相關性很小，那么這個理論就只能作為“工具性”理論，即其實際的作用與其內容是不一致的，它僅僅作為一種形成某種機制的工具而存在。因此，經濟學理論可以劃分為兩種：研究客觀規律的規律性理論與為達到某種目的而建立的工具性理論。

　　唯理主義強調理論的“規律性”，而反唯理主義強調理論只有“工具性”。朱富強（2013）認為，現代主流經濟學已經實現了從具有相當演化特性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向具有唯理主義的現代經濟學的轉化，具有強烈的建構理性的唯理主義特征：一方面，它秉承自然主義的分析思路，熱衷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構建和分析，大量的相關研究者也因此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種思維導向和學術激勵也是大量的理工科人才進入經濟學領域的原因；另一方面，主流經濟學熱衷于基于效率原則的功能分析，并以此為社會提供政策建議，試圖如自然科學般地對社會領域的研究進行改造或指導。

　　因此，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很大程度上是被當作規律性理論創造出來，而被工具性地使用。當社會大眾意識到某個理論與真正起作用的規律無關時，這個理論也就被完全當成工具性理論，成為“解釋的科學”。

　　而從演化的視角看，規律性理論必定會隨著社會大眾觀念的轉變而變為工具性理論，經濟學理論因而要不斷地創新才能確保其活力。因為從長期看，包括價值觀、道德觀念、意識形態等在內的社會大眾觀念會發生歷史性的改變。經濟理論的創新本質上是在隨“人”（理論的作用對象）的觀念變化而變化，是一種適應性的演進過程。

　　金觀濤（2010）認為，現代社會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個人權利和民族認同三大支柱之上的，后面兩個價值發生問題導致第一次全球化的危機，而在當前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工具理性（終極關懷與個人理性的分離）這個現代價值觀未來將會改變，終極關懷或許將不再僅僅停留在私人領域，新的理性精神將被用來駕馭失去控制的工具理性。因此，作為“中國時代”的經濟學，必定將會隨著現代社會整體價值觀念的改變而進行適應性的理論創新，原先的經濟理論會滄為工具性理論，而以新價值觀念的“人”為前提假設的創新將形成新的規律性理論。

　　二、德國歷史學派的啟示

　　經濟理論發展趨勢對中國經濟學的新構建必然提出內在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經濟理論必須能夠解決現實問題。中國經濟學必須構建出理論框架，將當前中國所處的特定歷史時期以及中國本身所具有特殊的文化傳統囊括在內，進而形成抽象的普遍性理論。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形成時的情況與中國經濟學當前的情況相似，或許我們可以從中得到寶貴的經驗。

　　1。德國歷史學派的經驗。19世紀的德國面臨著實現國家統一、結束封建割據、扶持民族工業等問題，而當時主流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對于德國的現實問題缺乏解釋力。德國學者為了解決這些現實問題而產生了共識，形成歷史學派：反對英國古典學派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方法、主張運用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的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方法。歷史學派對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強調歷史文化等非經濟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強調對統計數據和歷史資料的收集；提出經濟發展的階段論；在消除國家內部利益割據、實現民族工業發展、實現后發國家超越先進國家、實現社會公平與和諧等問題上提出了解決方法。歷史學派曾在19世紀后半期到20世紀初期主宰德國經濟學的發展，但19世紀80年代在歷史學派與奧地利學派之間爆發的“方法論之爭”，使得歷史學派的命運發生根本轉折，逐漸被人遺忘。而經濟學自身也從此走上了科學主義的方向。雖然如此，歷史學派對于后世還是有很大的影響，他們留下了經濟學可能的方向，即“社會經濟學”；在德國，主流經濟學的本土名稱變為了“國民經濟學”，但德國仍然有一門本土經濟學，即社會市場經濟理論，或稱為經濟學的秩序理論。在美國，李斯特的學生建立了舊制度學派；而在當代，將制度分析與新古典主義相結合形成的新制度經濟學成為了經濟學發展的新方向。賈根良等（2006）則將德國歷史學派作為現代演化經濟學的思想先驅。

　　歷史學派反對抽象演繹，主張歷史歸納的方法論，使人誤認為其是反理論的。但何蓉（2005）認為，歷史學派雖然沒有能夠構建出真正的理論，但他們并不反對理論。恰恰相反，他們追求的是既有自然科學的精確性，又能最大限度地包含真實因素的理論。但精確性和廣泛真實性這本身是矛盾的，由于人們的認識能力有限，精確性只能在一定范圍內的廣泛真實性下才有效。歷史學派試圖“完美主義”地追求能夠同時實現這兩個極端的理論，自然會導致失敗。

　　2。歷史學派對于中國經濟學的啟示。當前的中國與19世紀的德國有相似之處，兩者都是經濟與社會發展起步較晚，但自身的文化歷史積淀厚重的國家；都面臨著解決國內矛盾和追趕先進國家的壓力；都在探索將主流經濟學與本國現實相結合的方法。因此，對于中國經濟學，我們可以從德國歷史學派的經驗中得到兩點啟示：

　　（1）新的理論派系必須有獨特的思想基礎。歷史學派之所能夠成為獨立學派，很關鍵的一點是，他們站在了一個獨特的思想基礎之上，從而為經濟學的發展辨明一個新方向。為強調本國的特殊性而反對抽象演繹，主張歷史歸納的方法，歷史學派的思想基礎是浪漫主義和黑格爾的歷史主義。雖然他們最終走向了羅列材料的極端，但客觀上為經濟學引入了新的方法。在“方法論之爭”中，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主義傾向來自于培根以來的經驗主義傳統和自然主義傳統；而德國的學術傳統中有將源于古希臘一羅馬時代的所謂“古典精神”和經院哲學的思辨精神相結合而創造出的“學問”理想。在此氛圍中，始自官方學術傳統的德國經濟學，受哲學與法學影響較大，因此造成了歷史學派與崇尚“精密法則”的奧地利學派的對立。

　　由此看出，歷史學派的研究方法及理論之所以能夠獨樹一幟，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其背后有深厚的哲學思想支撐。而他們也正是抓住了經濟學思想中某個缺失之處對其進行補充發展，進而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因此，中國經濟學如果要獨立成派，必須立足于本國的哲學基礎，并且能夠為經濟學思想提供新鮮血液。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文化積淀，包含了豐富的哲學思想，這是孕育中國經濟學的土壤。但德國與英法等國同屬基督教文化，因此他們即使哲學基礎不同，但爭論也是在一個“話語體系”之中；而中國是儒家文化的代表，由于“體系’’不同，即使我們與西方有許多相似的哲學思想，也無法與西方直接“對接”。因此，中國學者在“挖掘”的同時還必須做好“對接”工作，這可能是所謂“國際化”的真正含義。

　　（2）妥善處理抽象理論與現實應用的矛盾。德國歷史學派為了強調理論的現實應用性，走向了兩個極端：第一，否認普適性理論的存在，或者說構建不出能夠包括所有真實因素在內的一般性理論；第二，為了達到最大限度的真實性，他們將無窮無盡的因素都納人研究范圍，堆砌起大量的資料，使這種“最大限度真實”的理論與普通的經驗沒有了區別。由此，我們必須吸取歷史學派的教訓，理論的抽象與現實的應用之間的矛盾必須妥善處理。但是深人思考會有一個疑問：有著深厚思辨傳統的德國人怎么會在此問題上犯這種錯誤？難道這些當時的頂尖學者都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如果從“非正式規則”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或許問題能夠變得更加明朗。19世紀的德國相對于英、法這樣的統一的“國家民族”而言，是一個分散的“文化民族”。理想的或書面形式的統一雖然能夠鼓舞人心，但人們意識到現實的政治更重要，因此反理性的浪漫主義席卷當時的德意志。如哈耶克所認為的那樣，人類社會存在著自發形成的非正式規則以及人為制定的正式規則。這些非正式規則是人類社會文化演化的產物，比正式規則更具有決定性作用。當時的歷史學派認識到了這一點，強調從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出發，在歷史中抽象出理論。可以想見，在封建割據、利益集團當道的那個時代，德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秩序是由古典政治經濟學中根本涉及不到的“非正式規則”所決定。因此，我們可以將歷史學派的努力理解為探尋非正式規則形成機制的努力。然而，非正式規則本身是為了克服客觀世界的無限的復雜性而形成的協調機制，歷史學派卻試圖反過來通過將所有客觀因素都歸納總結，而抽象出非正式規則的理論。但他們沒有意識到人類的認識是有限的；并且歸納法本身的缺陷是不能窮盡所有，這點其實也是由于人類認識能力有限造成的。因此，他們的努力必然遭到失敗。

　　另外，歷史學派或許也遇到了哈耶克理論中的矛盾，即如果承認個人理性在社會生活中的有限作用，那么為了反對理性主義而形成的理論本身不也成了它自己所批判的對象？因此，在“方法論之爭”中，歷史學派選擇了“反理論”的路線，這多少有些反唯理主義的色彩。

　　在中國數千年的文明所積累的文化傳統下，中國社會存在著遠比正式規則更強大的非正式規則。吳思的《潛規則》描述了中國古代官場的非正式規則，但不僅在官場，商業、文化、學術等各行各業都存在著“潛規則”，而且它們往往比“顯規則”更加具有決定作用。因此，“中國經濟學”要做的不僅是在表層意義上，將中國社會現實的特殊性納人理論分析框架，更有一個回避不了的問題是：如何研究非正式規則？新的理論如何實現規律性和工具性的統一？中國社會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轉型與變革，復雜的現實與深厚的歷史傳統交織在一起，為這些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難得的鮮活樣本。因此，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學的定位應該是在研究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對一般性經濟學問題的深人解答。對此，歷史學派的經驗值得借鑒。從本國的歷史及—44—現實出發，在獨特的思想基礎上，形成獨特的理論學派；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須處理好抽象理論與現實應用之間的矛盾。

　　三、“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當今中國正處于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的關鍵期。如果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是對強國富民“復興之路”的探索，而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又是市場經濟良性發展的前提，那么“中國本土”的經濟學現在所肩負的使命就是解放中國人自身的思想，通過理論創新，在中國深刻的社會轉型中為經濟改革明確方向。另一方面，當今世界正目睹龐大中國的和平崛起以及全球金融危機后強勢西方文明的日漸式微。如果說全球化及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新問題將全世界帶入了一種徘徊或迷茫的話，那么“中國時代”的經濟學所要擔當的歷史責任就是解開全人類的“認識上的枷鎖”，承擔起解釋中國經濟成功的奧秘和引領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中國經濟學只有在上述兩個問題上形成有深人見地的理論體系，才會獨立地自成一派，引領未來經濟學發展趨勢，從而真正在經濟學之林占有主導地位。

　　60多年前，王亞南先生就大力倡導建立中國經濟學，并身體力行，留下大量重要著作；近年從林毅夫倡導經濟學中國本土化、規范化、國際化之后，又出現了大量的研究中國經濟學的文獻。這主要因為中國發展面臨雙重任務：“轉型”與保持經濟高速發展，同時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也正逐步提高。而現有的主流經濟學又不能直接解釋中國問題，因此需要發展適合中國本土現實性與文化特性的經濟學理論，真正解釋和解決中國經濟的現實問題。具體有三個層次：

　　一是立足中國本土、解決中國問題。黃泰巖（2000）認為，中國經濟學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中國化、國際化和中國實踐的理論化中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而從李斯特強調經濟學的民族性開始，大國崛起都伴隨著本國經濟學理論的創新，中國經濟學也必然立足于本國的民族利益（白欽先，2012）。準確把握中國的國情和經濟的現實，是中國經濟學的第一要務。改革開放36年，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中國奇跡”。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有30多年超過9%。據經濟學家們普遍預測，高增長還將持續30年。更進一步的是，中國在經濟總量上很快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從而終結一百多年美國雄霸全球的歷史。而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本身也是對經濟學理論提出的挑戰，同時也為經濟發展理論創新提供了有重大價值的新素材。應該說，西方經濟學對資本積累、技術因素、國際貿易與投資等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取得了比較一致的認識，但對制度、政治、文化、社會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還沒有研究清楚。而只有更好地理解后者，才能最終揭開經濟發展之謎。因此，中國經濟改革的迅速推進，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進步，為中國經濟學界提供了更寬廣的活動舞臺和更適宜的研究條件，也向中國經濟學界乃至世界經濟學界提出了革命性挑戰。而中國經濟的實績常常與理論預測相去甚遠，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中國經濟的真實面目其實并不完全清楚，對中國經濟的運行機理沒有把脈清楚。更重要的是，近年來中國經濟進人新階段，出現了很多新問題、新情況，在歷經高速發展后如何跨越中等收人陷阱，如經濟發展中的結構轉型問題、產能過剩與經濟高速發展長期并存問題、大國城鎮化推進問題、傳統產業與新興經濟協調發展問題、中國崛起后的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問題，等等，都急盼有切實的研究。要真正解決這些問題，首先需要經濟學家們扎扎實實地深人實際和了解國情。

　　二是具有鮮明的中國時代特點。21世紀將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中國經濟學一定是“中國時代”的經濟學。而中國時代令人矚目的事件有兩個：中國內部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以及中國崛起造成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調整。由此而來的問題是：中國如何改革？中國如何會崛起？對于轉型國家、發展中國家，中國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義？中國的經濟社會實踐中是否潛藏著有別于西方數百年來奉為圭臬的經濟學邏輯？我們能否把自己的實踐經驗加以總結、提煉和升華？技術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如何調整？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實際是從中國的實踐經驗出發，尋找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工具性的理論，進而升華出能為全人類所用的普遍性理論。沈越（2006）認為，中國經濟學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一門專門經濟學，其研究對象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制度背景下的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從某種意義講，搭建一個能與一般經濟學相并列的“中國經濟學”理論框架可能永遠是徒勞，但是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卻完全有可能。

　　這是將中國經濟學劃定在特定歷史時期的代表性觀點，而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驗及理論具有普適價值。最有代表性的是喬舒亞？庫帕？拉莫（2004）提出的“北京共識”：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了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正對世界很多國家產生影響。可以總結為三個定理：

　　（1）堅決進行革新和試驗，使創新的價值重新定位，就是利用創新減少改革中的摩擦損失；

　　（2）積極維護國家利益，超越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把重點放在生活質量上，建立一種將可持續性和平等性成為首要考慮而非奢談的發展模式；

　　（3）發展非對沖力量，運用杠桿推動霸權大國。他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適合中國，也是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樣，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如何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三是融入中國文化。嚴格地說，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經濟學，決不能局限于對那些發生在中國的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經濟政策和做法進行歸納總結，而須發現不同于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前提，例如理性人假設等，并由此出發，建構出一套廣及主體行為、資源配置、宏觀調控等多方面內容的理論體系。這種前提性的差異深藏于文化的差異之中。當代主流經濟學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經濟學，而中國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中國區別于西方，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當作一個文化范疇來看，那么中國經濟學就是中國文化傳統、馬克思主義及主流經濟學三者相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論范式。

　　朱富強（2008）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范式需要面臨三個層次的契合：一是把探究事物本質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實證事物現狀的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契合起來，這主要涉及到探究當前經濟學界兩大分支的互補性和差異性問題；二是把西方學術界的經濟理論與中國人的行為機理、社會文化契合起來，這涉及到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的本土性問題。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存在著思維傳統的差異。主流經濟學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礎之上的，強調在斯多葛主義影響下的“理性”及“權利道德”所形成的基于分離個體上的機械的平衡秩序。因此，如果將“責任道德”及東方文化中強調“知行合一”、“主客同體”、“和諧共存”等思想融入到主流經濟學中，那么經濟學本身將更加具有科學性。

　　總之，構建具有特定現實性的中國經濟學，不僅是強調解決中國本土問題，而且需要形成能為他國所借鑒的發展模式，更需要將中國文化的精髓融入理論研究，重新補充和完善現有的經濟學理論范式。

　　四、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當今中國改革所面臨的現實問題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鮮活的材料，必定能推動經濟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而德國歷史學派的經驗值得借鑒：只有從本國的歷史及現實出發，在獨特的思想基礎上，才能形成獨特的理論學派；但是必須處理好抽象理論與現實應用之間的矛盾。事實上，在美國經濟崛起之時美國學派也與德國歷史學派類似，批判當時主流的經濟學理論，并形成了一整套保護主義的國民經濟學說和政策方針。這是一種有關落后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大國如何實行經濟趕超的經濟學說，對德國和日本的崛起也產生了重要影響。而對于當初的發家史，現在的美國主流經濟學者卻刻意回避或傲慢地將其作為異端，非常值得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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