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權力結構中的家族因素

[提要] 在農村經濟改革中復蘇的家族，借助村民直選的制度渠道成了影響農村權力結構的社會因素。通過案例分析與比較，本文揭示了家族結構（房族結構）對村莊的權力配置的均衡作用，揭示了農村資源的重新配置、村民選舉的實際結果對黨支部、村委會與家族關系格局的深刻影響。具體地，在黨支部威信高、村委會權力也到位的村莊（“黨強村強”），家族一般能夠與村支兩委結成良性互動關系；在“黨強村弱”的村莊，黨支部在控制村委會的同時也控制了家族社會資本；“村強黨弱”的村莊，恰恰是黨支部不能從家族關系中提取社會資源，而村委會獲得了這種社會資本，從而能夠扮演村民利益看護人的角色；至于“黨弱村弱”的村莊，既有可能出現家族暴政，也有可能出現三者共弱的局面。

對中國農村權力結構的研究，不能忽略的一個社會因素就是家族。傳統鄉土中國的家族，是包含了家族經濟、家族權威、宗法制度及道德教化等要素在內的民間社會形態。當中國跨入現代門檻之后，家族就像一條舊式的“辮子”而遭受奚落。然而，在20世紀末中國農村非集體化改革過程中，這條發黃了的“發辮”又晃蕩起來，家族觀念仿佛招魂式地盤旋鄉野。 

對家族問題研究，筆者的焦點就是家族對農村權力結構究竟產生了什么影響。本文試圖從民間社會（civic society）的視野，通過案例比較分析，分析當代中國農村家族、黨支部和村委會三者的互動關系，從而揭示宗族對中國農村權力結構的影響。

一、家族：晃蕩的“辮子” 

1、家族是條什么樣的“辮子”？

當我們蹲在鄉下觀察農民的社會生活，家族這條舊式的“辮子”就會晃蕩在眼前。中國80年代初興起的農村改革，使農民家庭成了自主經營的社會經濟單位；90年代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又進一步地確立了農民相對獨立的市場競爭地位。這就為包括家族在內的鄉土民間社會復蘇注入了活力。破碎了的家族組織在重新拼接，發黃了的家族記憶在重新建構，古舊的家族儀式在重演。無論如何，家族這條拖入現代社會的“發辯”被重新梳洗和編織，這多多少少體現了鄉土民間社會的特征。而當下的鄉土民間社會具有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社區自閉。鄉土民間社會的生存與發展空間都不能跨越村落的界限。長期以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在城鄉之間的自然流動。這種社會政策強化了農民與村落社區的依存關系，使得農村社會一切組織的發展都限制在村落這一狹小的空間，促成了“社區自閉”的格局。

第二，民間邊緣。農村傳統民間組織包括家族、會社、協作單位等，如不被納入國家的控制，就被邊緣化。伴隨民間社會邊緣化的，就是國家自上而下地在農村另建一套組織體系如50年代的農會、合作社、人民公社；60年代以來生產大隊、生產隊等，80年代的村委會、黨支部等。這些納入了國家控制范圍的村級組織的建立與發展，反映了鄉村社會“被國家化”的發展過程。因此，農村正式組織的“國家化”與村落民間的邊緣化是相拌而隨的。

第三，家庭本位。鄉村民間組織的基本單位是家庭而不是個人，家本位意識抑制了農民的個人權利觀念。而以“包產到戶”為起點的農村經濟改革，使農民家庭成為一個生產經營和消費單元，進一步強化了農民的家庭本位意識。因此，農村民間社會的細胞是家庭這個私域，鄉村民間社會無不浸透了家族文化。中國農村家庭本位的特性，使得民間社會在中國鄉村的發展路徑，既不同于西方公民社會的發展模式，也不同于中國城市公民社會的發展途徑。然而，蓬勃發展市場經濟正在稀釋農民的家庭本位意識。

中國農村的家庭本位觀念，既有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這就是小農經濟必須以家庭及擴大的家庭――家族來組織農業生活、抗御自然災害、保護家庭的安全；也有深厚的村落家族及家族道德文化來支持，這種村落家族及宗族文化建構了農民心理歸屬感或文化安全感。盡管村落家族經受了長期的“冰凍處理”，家族的原有資源也幾乎被掏空，但家族文化的社會土壤并沒有觸動，也就很難從農民的心靈深處拔除這種文化認同的根脈。[1]

當然，國內學者對村落家族文化的評價褒貶有之，貶之者眾。歸納而言，當下對家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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