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維護司法正義的高度重視司法考試改革

　　每年兩會，有關司法與法治的話題總是備受關注，今年亦不例外。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侯欣一向媒體透露，他帶來了一份關于改革司法考試制度的提案，建議對司法考試實行兩次考試制度。第一次司法考試的內容以法律知識為主，主要考察參加者對法律知識的系統掌握程度和深度。考試合格者，需到律師事務所、法院、檢察院實習一年時間，鑒定合格者參加第二次司法考試。第二次考試主要通過模擬審判的方式，重點考察參加人對法律的應用能力和司法技能。

　　于2002年確立的統一司法考試制度，被譽為是我國法治發展和司法改革進程中的標志性舉措，它對提高司法職業門檻及培養法律職業共同體，意義非凡。但經過多年的實踐，司考本身存在的諸多缺憾也逐漸顯現出來，例如：過于強調知識和記憶，弱于分析、思辨、創新能力；強于法律知識和能力的“通”，弱于律師、法官、檢察官等不同職業分別所需知識和能力的“專”。在這種帶有強烈格式化考試的篩選下，大量具備豐富實踐經驗和地方性知識的司法人才面臨流失；注重理論化、系統化、思維化的大學教育培養出的法科生，由于一時難以通過考試而無法進入司法系統；而那些好不容易獲得法律資格的人，卻在實踐中往往陷入“地方性經驗”的困境。

　　其實，不光是侯欣一委員意識到上述問題，在以往全國和地方兩會期間，就有不少代表委員對改進司法考試制度提出了諸多建議，法律界更是早就開始了反思。例如在考試方式上，有人建議實行累進制，在規定時段內累計通過規定科目的考試即可授予法律職業資格；也有學者建議司法考試實行初級、中級、高級“三級考”；還有的呼吁借鑒大陸法系國家所采取的階段性司法考試模式，通過層層培訓、層層篩選，讓那些具備真才實學的考生脫穎而出。問題是，這些建議和對策多局限于學術爭鳴領域，鮮有正式直達行使決策權的“廟堂”之上。所以即便改革司法考試已存共識，但卻始終無法在決策層面上啟動方案的具體論證，使得實際變革進展無幾。

　　在我看來，侯委員提出的分兩次考試，雖然不一定是最佳方案，但卻是我們打開司考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因為他不僅將學者和民間的共識傳遞上去，在參政議政的層面再次引起決策層對這一問題的重視；更為我們廣泛討論司考制度改革方案打開了輿論陣地。申言之，司考制度改革絕非僅僅體現在考試次數的變化上，而應是從整體上進行完善。例如，要改變目前的記憶型考試，就需要從考核范圍、題型題量、考試形式等多方面重新設計。美國的法律考試分三科，兩科為主觀題考試，一科為口試。德國第一次考試通過書面考試之后，才能申請口頭考試，獲得第一次考試合格證書的考生需要實習兩年，合格后才可以參加第二次考試，也包括筆試和口試。很顯然，在考試中加入技能與實踐經驗的環節，乃是各國選拔司法人才的通例，也是我們應當努力的方向。

　　又比如，我們還需要摒棄將司考與其他法律人才培養機制割裂開的做法，謀求司法考試與法學教育的資源整合。普通法系國家的律師考試一般只能由受過法學院系統訓練的法科學子參加，而大陸法系國家則一般規定法科學子可以免考直接進入第二次考試，兩種方式殊途同歸，都確保了法學教育資源能夠有效進入考試選拔系統，既避免了教育資源的浪費，又有助于法律人法律思維的培養。但我國大為不同，據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曹義孫介紹，在近幾年的司法考試中，非法學專業的考生占到了1/4，其通過率甚至超出法學專業考生1.5個百分點。這種“本末倒置”的現象提醒我們，司法考試制度改革必須與法學教育改革相結合，尤其是在報考準入條件上，須充分吸收現有的法學教育資源。

　　總之，如果說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那么司法考試就是保衛這最后一道防線的“第一道防線”，其選拔的人才質量將直接決定著國家的司法水平和法治狀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尤需關注司法考試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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