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當慎待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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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當慎待收入分配

內容摘要根據最近幾年的統計數據，中國大幅增加工資的結果，既沒有導致內需的增加，也沒有縮小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因此有必要對經濟增長、就業與工資之間的關系重新作出理性思考。基于工資率決定要素的分析，借鑒國際社會基本經驗，充分檢討中國目前與就業和收入相關的經濟政策，尤其是中國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可以推論，試圖以提高工資來刺激內需是不可取的，特別是在勞動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社會收入差距的擴大主要應當依靠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來加以調整，而不能采用單一的收入再分配的做法。真正能夠有效增加廣大民眾收入的做法只能是通過發展教育（包括職業教育和知識教育）來提高人們的生產效率，真正能夠有效縮小收入差距的前提只能是充分就業的經濟增長。

關鍵詞收入分配增加工資充分就業人口紅利新勞動法職業教育

作者華民，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433）

從統計數據來看，自從2004年以來，中國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在內）的工資總額出現了大幅增長，其增長幅度高達三倍以上。如此大幅的上調工資水平，據說是為了達到以下兩個政策目標：一是刺激內需，二是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但是，根據最近幾年的統計數據來看，大幅增加工資的結果，既沒有導致內需的增加，也沒有縮小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在2002～2006年間，中國年均商品零售實際增長率為13.5%；到了2007～2011年間，中國年均商品零售實際增長率為14.6%，僅僅提高了1個百分點左右；自2011年以來，更為令人失望的情況發生了，中國商品零售實際增長率迅速下降到了10.9%，與2007～2011年間的增長相比，幾乎下降了1/3。與此同時，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沒有明顯的縮小，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的統計，中國的基尼系數在2008年達到峰值，為0.491，然后逐步回落，到2012年為0.474。[1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在工資總額快速增長未能實現既定政策目標的情況下，就業狀況正趨于惡化。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近段時間發布的最新一年的失業率調查數據，針對8000戶家庭的調查顯示：2012年6月城鎮失業率達到8.05%，幾乎是官方公布的登記失業率4.1%的兩倍，中國1.6億農民工失業率上升到6%，出口在下降（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為零），長期經濟增長也開始趨于下降（中國2012年的GDP增長跌落到了1999年以來最低的一個水平，已經低于8%）。[2 ]面對這樣一些數據，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究竟如何來處理經濟增長、就業與工資之間的關系才是理性的。

工資率由哪些因素決定

從理論上講，工資率（也就是工資收入的水平）是由以下幾個因素共同來決定的：

第一，勞動生產率。伴隨著勞動生產率提高而來的工資率的上漲，意味著收入的增加。假如勞動生產率不變，但工資率卻上升了，這并不是收入的增加，而是成本的上升。當企業不能把增加的工資通過產品價格的調整而轉移給消費者時，那么伴隨著企業工資成本提高與盈利能力下降而來的可能就是減員。進一步而言，即使企業可以通過提高產品價格而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那么當人們作為勞動者時增加工資的所得，也會被事后作為消費者時的所失所抵消，這就是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人們的實際收入并不會因此而有所增加。由此可見，在勞動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一味想通過提高工資水平來增加實際收入是不可能的。

第二，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除了勞動生產率這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影響因素之外，工資率的高低還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就像任何商品與要素一樣，供給的數量超過需求，其價格必定下跌，反之則反。由于勞動力不能儲藏，所以，在勞動力要素供過于求的情況下，作為其報酬所得的工資有可能比一般商品和要素的價格出現更大幅度的波動。當一個國家處在劉易斯所說的二元經濟結構狀態時，因為勞動幾乎無限可供給，從而會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壓制工資的增長。這就是為什么大多數國家在工業化發展的早期階段，工資的增長速度總是要慢于經濟增長速度的原因所在。

第三，企業可供員工分享的剩余。我們在這里所說的企業剩余指的是企業的獲利能力，企業獲利能力越高，可以被員工分享的剩余就越多，從而工資上漲的空間也就越大。毫無疑問，企業的獲利能力取決于其在市場的競爭力。企業競爭力的高低或許與員工的勞動生產率有關，也可能無關，而是完全來自于企業家的創新。但不管怎么說，只要企業的競爭力提高了，總是有利于工資增長的。

可供借鑒的國際經驗

從國際經驗來看，在從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收入增加最快的是資本所得（利潤），然后才是勞動所得（工資），而土地要素的收入（地租）則是趨于下降的。其中的道理并不難理解，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走上工業化發展道路后，土地要素的重要性便開始下降，作為土地要素收益的地租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趨于下降是不可避免的。而作為資本要素之所得的利潤之增長，要快于作為勞動要素所得的工資之增長，則是由這兩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決定的。在從農耕經濟向工業化經濟轉型期，全社會缺少的是資本要素，多的是來自于鄉村的剩余勞動人口。因此，資本所得高于勞動所得、資本所得的增長快于勞動所得的增長，也是不難理解的。只有當工業化持續發展，導致資本變成相對豐裕的要素，勞動變成相對稀缺的要素時，勞動收入的增長率才有可能超過資本收入的增長率。由上可見，在工業化發展早期階段，當勞動力市場出現供過于求的局面時，要想大幅度提高工資水平是不現實的，此時的理性選擇應當是加快從農耕社會向后工業化社會的轉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來吸納更多的來自于鄉村的過剩勞動力，以便為日后的工資上漲提供必要的前提條件。

在此方面，第一個走上工業化發展道路的英國，以及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的美國都做得不錯。英國在1700年的時候大致有56%的勞動人口從事農業生產，經過工業化發展，到1890年時，英國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便只剩16%了。在工業化國家中要數美國的轉型完成得最快，在1820年的時候，美國還有70%的勞動力在從事農業生產，僅僅是在70年以后，美國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人口便下降到了38%。更加令人吃驚的是，在1900年的時候，美國大致需要將近40%的勞動力投入到農業生產部門來養活7600萬美國人，到了2012年的今天，美國總人口已經突破3億，但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人口只占總勞動人口的1.9%。伴隨著農業部門就業人數下降而來的則是工業就業人數的增加，正是全社會勞動人口從報酬遞減的農業部門向報酬遞增的工業部門的積極流動，才帶來了經濟增長以及包括勞動收入在內的全社會收入水平的迅速上升。　　當然，以上所說的勞動人口在部門之間的這種積極轉移并非是一帆風順的。其實，在從農耕社會向現代化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幾乎所有的國家都遇到過勞動人口在部門間轉移的結構性問題：一邊是來自于鄉村的、缺乏訓練的、相對自由散漫的農民；另一邊則是現代工業企業所需要的、訓練有素的、能夠自覺遵守工業紀律的產業工人。面對這種結構性的矛盾，歐洲國家采取了兩種不同的做法：英國和法國采取強制勞動的做法，從而使得轉型的時間大為延長；而德國則通過積極發展職業教育有效地解決了這個結構性矛盾，從1871年算起，德國只用了15年的時間便在工業化的道路上超越了英國，時至今日，德國仍然是世界上最為優秀的制成品生產國。

日本的經濟增長也為我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經驗。1960年的時候，日本的總人口為9000多萬，勞動人口為6000萬左右，人均GDP大約是7000美元，城市化率為43.1%，基本處在二元經濟結構的發展階段。到了1968年的時候，日本的總人口突破了1億，勞動人口達到了6700萬，人均GDP為14000美元左右，城市化率超過50%。日本人口的峰值出現在2007年，為1.27億，其勞動人口的峰值出現在1995年，約為8700萬；人均GDP的峰值也出現在2007年，高達4.07萬美元；而城市化率的增長則持續至今，2009年日本的城市化率達到了66.64%。[3 ]以上事實清楚地告訴我們，日本戰后從一個落后的工業化國家發展成為高收入的發達工業化國家，主要依靠的也是由工業化推動的城市化發展，即本文所反復強調的、把勞動人口從報酬遞減的鄉村農業部門大規模轉移到城市報酬遞增的工業部門的正確做法。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經濟增長長期低迷，歸根到底是由日本失去國際競爭力造成的，導致日本國際競爭力迅速下降的決定因素就是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的雙雙升值。名義匯率升值主要源于國際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加以對沖或者緩解。但是日本的做法卻剛好相反，在名義匯率升值的情況下，日本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來提高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而是試圖通過提高工資水平、增加內需來平衡因為名義匯率升值、出口受阻而出現的過剩產能。當工資的增長速度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時，便會對企業的成本造成沖擊，還會造成實際匯率升值。面對這樣的沖擊，日本的企業最終選擇了外逃，被迫到世界上去尋找低成本的棲息地。隨著企業外逃而來的是居民就業和收入的下降，以及政府稅收的減少，日本的房地產和股市泡沫迅速破滅。一個曾經是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就此停止了經濟增長的腳步，并讓年輕人陷入到難以自拔的“代際貧困”之中。

同樣的錯誤也發生在深陷債務危機中的希臘等南部歐洲國家。如果以2001年作為起始日，把歐元區國家的單位勞動成本指數均定值為100，到了2010年，該指數在整個歐元區的平均值約為127。德國為117，遠低于這一平均值；意大利為132，高于這一平均值，在歐元區中這一指數最高的國家則是希臘，約為153，遠遠高于整個歐元區的平均值。在歐元正式運行不到10年的時間里，以希臘為代表的南部歐洲國家的工資居然增加了50%以上，實際匯率以如此快的速度升值，再加上因為歐元流通而導致的名義匯率升值，使得南部歐洲國家的國際競爭力急劇下降，從而陷入了災難深重的增長危機。在經濟增長趨于衰退的情況下，南部歐洲國家不僅不去調整使其失去競爭力的工資水平，反而為了維持現有的消費水平而借入大量外債，終于引發了至今難解的歐債危機。

如果再把分析引向微觀的企業層面，那么福特汽車公司的經驗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當福特到底特律創辦福特汽車制造公司的時候，他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第一，讓美國的汽車工人成為全世界工資收入最高的工人；第二，讓福特生產的汽車成為全世界相對價格最低的汽車，力圖做到讓美國的工人階級只需要用幾個月的工資就買得起福特生產的汽車。為了同時實現這樣兩個看起來是相互矛盾的目標，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盡可能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只有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增加勞動收入、降低汽車生產成本和零售價格。為此，福特發明了汽車生產流水線，使得汽車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成倍提高，并且最終實現了他為之奮斗的兩個目標。

總結以上這些來自于國際社會的經驗，我們大致可以得到以下結論：第一，在工業化發展的早期階段，通過發展城市工業、創造就業機會來吸收鄉村剩余人口，是實現社會轉型和經濟起飛的關鍵所在；第二，為了解決勞動力市場中供給與需求在結構上不相匹配的問題，需要極端重視對勞動力的職業培訓；第三，在任何情況下，增加工資必須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前提條件。

中國的實踐

為了檢討目前與就業和收入相關的經濟政策是否正確，我們首先需要弄清楚的當然是中國所面臨的約束條件。

2011年中國的總人口為13.47億，其中城鎮居民為6.9億左右，鄉村人口為6.5億左右，中國15～59歲的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約為70.14%。[4 ]由此可以得到中國的總勞動人口約為9.4億左右，當年城鎮居民就業總量約為7.6億，未就業人口超過1.8億。以上統計數據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今天中國不僅人口紅利還在，而且就業壓力依然非常巨大。如果再進一步從動態的角度來看問題，假如我們在未來的100年里能夠像美國一樣，中國的農民不再用鋤頭在小塊土地里種地，而是用資本和機械在大農場從事農業生產（這當然依賴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和農業生產技術的根本性變革），那么中國也將會和美國一樣（美國1900～2000年的100年間農業勞動生產率總共提高了1000倍），只需要很少的勞動人口便能生產出足夠的農產品來。今日美國擁有世界可耕地為22%，中國擁有世界可耕地為7%，美國的農民數量大約為800萬，而中國的農村人口卻高達6.5億。所以，只要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達到與美國一樣的水平，中國其實只需要300萬農民就足夠了。考慮到中國的地理特征和人口總量規模，再增加十倍勞動投入，中國從事農業的勞動人口有3000萬也足夠了。因此，中國的勞動力就像劉易斯所說的那樣幾乎無限可供給。　　所以，無論從靜態還是動態的角度來看，說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趨于消失也是沒有根據的。那些認為中國人口紅利已經不再存在的說法，錯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從工資上漲的現象中倒推出人口紅利終結。這種推理之不可靠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工資上漲可能是由于勞動力短缺造成的，也可能是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扭曲性干預造成的。今天中國出現工資上漲的壓力絕不是因為勞動力供不應求所致，而是因為政府對勞動力市場進行了相對冒進的扭曲性干預所致。進一步而言，即使是勞動力供不應求，我們還要區分究竟是由于有效供給不足所造成的呢？還是真實供給不足所造成的？就中國當前還有數量巨大的存量失業（過剩勞動力）和流量失業（由經濟周期波動導致的失業）來說，現階段的中國不可能發生勞動力供給絕對短缺、人口紅利趨于終結的情況。第二，中國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經到達峰值，就此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趨于消失。這種看法錯在把流量問題和存量問題加以混淆了。中國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確實已經達到峰值，然而這僅僅表明潛在的人口紅利將會趨于消失。但從存量的角度來看，中國還有將近2億人口尚未就業，中國現實的存量人口紅利并未消失。第三，靜態觀察的錯誤。如上所述，從靜態的角度來看，中國還有6.5億左右的鄉村居民和將近2億失業人口，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無論是農村人口還是失業人口都有了大幅下降，但如果把考慮問題的視角引向動態過程，我們根本就沒有理由來斷言中國的人口紅利會在短期內趨于終結，以致到了需要進行結構調整和工資調整的時候。從動態的發展過程來看，中國的農民不可能永遠像今天這樣用鋤頭來種地，隨著中國農業的機械化發展，中國的農村還將大量釋放剩余勞動，其將要釋放的數量可能是人們完全無法估量的。

毫無疑問，只要人口紅利還在，特別是存量的剩余勞動還在，那么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就一定是最優選擇，無論采取怎樣的收入再分配政策都無法根本解決因為失業而造成的貧困。更為重要的是，從勞動力的供求關系來看，只有當剩余勞動被出清的時候，工資上漲的空間才會真正被打開。

除了存量勞動供給過剩成為制約工資上漲的基本因素之外，再一個制約工資上漲的決定性因素是勞動力的素質，以及由此決定的勞動生產率。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在中國的勞動人口中，受過專科以上教育的勞動人口僅占6.63%（其中接受過研究生教育的為0.23%，接受過本科教育的為2.1%，接受過專科教育的為4.3%），接受過高中教育的為11.9%，接受過初中教育的為44.9%，僅接受過小學教育的為29.9%，從未上過學的為6.6%。由此可見，中國勞動者接受教育的水準普遍過低。[4 ]更為嚴重的問題還在于：一方面，在中國現行教育體制下，中國體制內外的教育基本上都是應試性質的，應試教育對于提高勞動者技能和生產率的貢獻度非常有限。從2012年世界經濟論壇所提供的統計來看，每100個工科院校畢業的大學生能夠直接參與企業生產技術活動的人數，美國為81人、印度為25人、而中國僅為10人，如此巨大的差距足以表明中國應試教育的弊端所在。[5 ]另一方面，在最近十幾年里，中國的職業教育一直處于衰退狀態，這也成為一般勞動者的素質及其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瓶頸所在。以上兩個問題制約了中國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構成中國工資上漲的硬約束。

中國勞動工資上漲除了受制于勞動力的供求關系及其受教育的水準之外，還取決于作為勞動力使用之需求方（企業）的盈利能力。企業的盈利能力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比如企業所處商品市場的結構（是自由競爭的還是壟斷的）、企業家的創新能力、企業員工的勞動生產率等。一般而言，處在自由競爭市場結構中的企業盈利能力通常會低于處于壟斷市場結構中的企業；企業家的創新意愿和創新能力對于企業的盈利水平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兩者具有十分穩定的正相關性；企業員工的勞動生產率對于企業的盈利能力也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企業員工的勞動生產率高，企業的競爭能力就強，市場占有份額、銷售收入和利潤收入也會隨之增加，這就會給企業員工增加收入帶來可能性。更何況，在企業員工勞動生產率較高的情況下，企業可以并行不悖地給予他們較高的工資率，而不必擔心企業成本的上升與競爭力的下降。但是，就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而言，基本不具備以上各項有助于提升企業競爭力的因素：首先，中國的企業以民營為主，大部分是依靠成本競爭的小微企業，缺乏大公司所擁有的知識要素與組織資本，根本不可能像國內外大公司那樣依靠市場壟斷來獲得高額的壟斷利潤，有許多企業甚至都沒有自己獨立生產的產品，主要從事的是承接跨國公司的外包業務，或者國內大企業配套產品的生產，其市場競爭之激烈、獲利能力之低，決定了其可供員工分享的剩余是非常有限的。其次，中國企業不僅規模小，而且企業的創新能力也相對較弱，其中的道理很簡單：處在轉型中的中國企業仍然比較傳統，大部分企業都是基于“血緣關系”的 “家族制”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高度統一，在這樣的企業制度下，企業的領導人普遍缺乏創新能力，他們更像參與實業投資的“資本家”，而不是具有創新本能的企業家。如上所述，中國的企業由于規模太小而不能參與壟斷競爭；現在，我們通過進一步分析又可以發現，中國企業由于企業家短缺而無法通過創新來參與技術競爭，唯一可行的就是成本競爭，而成本競爭只能獲取產業平均利潤，這就決定了中國企業難以向員工提供較高的工資水平。再次，根據世界銀行2012年5月23日的報告，盡管中國2010年的勞動生產率比1990年增長一倍以上，但是仍不到OECD國家的一半水平，也不如拉美國家的水平。[6 ]在此之前，中國科學院曾發布多份報告認為，中國勞動生產率相比發達國家嚴重滯后，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12，日本的1/11，甚至不如印度。[7 ]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緩慢，不僅是導致企業盈利能力相對較低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是中國勞動工資不能快速提高的決定性因素。

在弄清楚了中國所面臨的以上這些約束條件之后，從邏輯上來講，應該有以下政策結論：第一，面對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的現實，充分就業的政策比增加收入的政策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第二，面對勞動素質較低的現實，重要的是發展職業教育、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技能，而不是簡單地進行收入補貼；第三，面對企業缺乏競爭力的現實，重要的是要給出企業發展的空間，讓企業可以在制度變革和規模擴張兩個方面同時得到發展。　　但是在實踐中，我們并沒有采取這樣的政策來突破以上這些約束條件，讓勞動者的工資實現可持續的穩定增長。我們在這里所說的勞動工資可持續的穩定增長指的是：其一，不增加企業成本的工資增長；其二，不帶來物價上漲的工資增長；其三，不以失業為代價的工資增長。相反，我們采取了一些不僅未能實現預定的政策目標，反而帶來了許多對未來經濟增長非常不利的消極效應的政策措施。在勞動力市場方面，自本世紀以來，政府有關部門推出的政策大致有以下幾項：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而對務農的鄉村居民加以補貼；為保障勞動權益而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為縮小全社會的收入差距和刺激內需而推出的收入倍增計劃。當然，所有以上這些政策和法規都是出于對低收入者和勞動者的關懷，但這顯然不是有效地解決問題的方法。對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展開分析：

在農業產出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的情況下（這是工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提高農村居民收入的最優方法是減少農業和農村人口，只有大規模減少農業和農村人口，才會有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只有大規模減少農業和農村人口，才會發生用機器和資本來替代勞動的農業現代化發展。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始終認為對于一個尚處在二元經濟結構的中國來講，有人種地不是“好消息”，無人種地才是“好消息”，只有當無人種地的時候，資本和機器才會有用武之地。毫無疑問，要實現農業和農村社會這樣一種革命性的變化，沒有現有土地制度的變革是不可能的。所以，對于處在從傳統農耕向現代農業轉型的中國來說，我們所需要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我們應當竭盡全力去做的事情是補貼農民進城打工（比如，對農民進行技術培訓，城市的廉租房應該更多地提供給農民工居住而不是讓開著汽車的城里人去享用，對于在城市工作多年的農民工應當給予共享城市公共產品的權利）。如此等等，都可以視作為對農民進城打工的補貼，而不是補貼他們回鄉種地。補貼農民回鄉種地，不僅會固化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而且還會導致城市工業有效勞動供給的減少，從而產生不必要的工資上漲的壓力，迫使處在成本競爭狀態的中國企業歇業與倒閉，進而導致全社會失業率的增加。如果考慮到傳統農業部門具有報酬遞減的經濟特征，而城市的現代工業具有報酬遞增的特征，那么補貼農民回鄉種地還將導致全社會生產率的下降。總而言之，縮小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是能夠依靠政府對農村居民的補貼來加以解決的，而是需要通過“消滅農民”才能得到徹底而又有效的解決。如果一定要對農民進行補貼，那么最優選擇也一定不是補貼他們回鄉種地，而是補貼他們進城打工。只有當農民都轉移到城市工業部門的時候，農業才能真正實現現代化，農業部門的收入水平才能大幅提高，城鄉差距才能真正得到縮小。

新的勞動法對企業的用工制度做了很多強制性的規定，目的是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不受企業的隨意侵犯。新勞動合同法也非常清楚地規定了勞動者的責任和政府在完善勞動力市場發展方面必須承擔的職責。但是，從新勞動法執行數年后的實際情況來看，此法規具有十分明顯的非對稱性。這種非對稱性主要表現為對企業的所有法律要求都是剛性的，且有與之匹配的執法機構予以執法管理。但是，針對勞動者的盡職要求與政府所承擔的促進勞動力市場健康發展的所有法律條文，幾乎沒有任何可以付諸實踐的法律和行政機制。新勞動合同法的這種非對稱性質，使得這部法規逐漸演變成工資水平脫離勞動生產率而單邊上揚的“增加工資法”。由此造成的對于企業成本的沖擊，已經導致不少企業陷入市場競爭的困境。在企業家創新精神嚴重短缺的中國，大部分企業難以越過成本競爭的發展階段，最終不得不采取減員或者關閉企業的應對方法。最終的結果是，雖然工資率是上升了，但是國民經濟的增長率和就業增長率卻反而下降了。

而試圖在勞動生產率不變的前提下，通過提高工資水平來縮小社會收入分配差距和提高全社會的消費水平，也是不可能的。從國際經驗來看，作為衡量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之大小的基尼系數，在落后的專制國家是最高的（從而收入分配的差距也是最大的），而在發達工業化國家是相對較低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通常則居于兩者之間。目前中國已經達到0.47，這比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高出很多，幾乎是亞洲所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最高的。而問題就在于：這究竟是由于工資水平過低造成的呢？還是因為失業人口過多而造成的呢？如果不對基尼系數持續增大的真正原因加以甄別，那么政策就有可能出錯。根據亞洲開放銀行提供的統計數據，在一個以就業增長率為縱軸、GDP增長率為橫軸的直角坐標系中，新加坡大致處在由原點出發的對角線的一個高點上，這意味著新加坡的經濟增長是被全體國民分享的，從而使得該國收入分配的差距不大，其基尼系數也處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上。在同樣的坐標系中，中國則處在遠離原點的右下方，這意味著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情況下，只有相對較少的民眾有機會分享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從而導致有就業機會和沒有就業機會勞動者相互間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其中，那些失去就業機會的勞動者實際上已經處在貧困狀態。[8 ]由此可見，為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降低基尼系數，對于一個尚處在發展中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來說，最為重要的政策當是保證全社會勞動者的充分就業。假如放棄充分就業而去推高沒有勞動生產率支持的工資上漲，那么不是造成更多的失業，就是引發更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因為當企業面臨激烈的外部競爭而不能提高產品價格時，工資上漲帶來的將是失業，在企業可以通過價格轉移而把工資成本轉嫁到產品上去時，那么勢必會造成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這兩種結果要么是導致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要么就是導致所有勞動者實際收入的下降。所以，要縮小勞動者的收入差距，關鍵在于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要提高全體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則要通過人力資本投資來提高全民的勞動生產率。對那些利用權利斂財、通過違法商業活動獲取暴利的政府官員和商人來講，他們的這些非法或者違法所得本來就不屬于收入分配的范疇，由此而造成的貧富差距的擴大是需要通過法律手段來解決的，從而與經濟意義上的收入分配并不相關。

事實再清楚不過地表明，我們所擔心的問題其實都發生了：第一，增加工資并沒有能夠有效地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反而造成了就業增長的下降，以及領取政府補貼人口的不斷增加。從長期來看，這不僅會給財政造成巨大的壓力，而且對于人們的創業精神也會造成巨大的壓制。第二，增加工資也未能使內需得到有效的擴張，從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來看，在最近10年中，中國的名義工資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長，但是在全社會工資總額迅速增長的情況下，民營（包括鄉鎮）企業的工資總額基本沒有變化。這種情況表明，那些處在自由競爭市場環境中的民營企業，在政府強制要求增加員工工資的壓力下，為了維持市場競爭力，不得不采取減員的做法，一增一減相互抵消，從而對工資總額和消費的增加幾乎不產生任何影響。全社會增加的工資總額目前主要被國有經濟部門與政府部門所分享，我們找不到具體的統計數據，但從社會資訊系統中傳遞的信息來看，國有經濟和政府部門工作人員所增加的工資大部分被用于投資房產和高利貸信貸活動，這就是為何在最近幾年中，盡管全社會工資總額一直在增長，但是消費增長卻長期不振的原因所在。第三，在勞動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工資不是造成失業就是帶來通脹，從當下的情況看，工資總額增加對物價上漲的影響要大于對失業的影響。其中的道理很簡單，自2009年政府救市以來，全社會信貸擴張的步伐幾乎沒有停下來過，外匯占款發行的貨幣供給也一直處在增長中，所以宏觀經濟環境是比較容易滋生通脹的。第四，再從對外競爭的角度來看，伴隨著工資率上升而來的是實際匯率的升值，在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雙雙升值的情況下，中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持續下降，從2009年開始，盡管中國的貿易總量還在增長，但是出口減掉進口的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趨向于零，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已經趨于消失。于是，在內需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就只有依靠政府財政投資和市場房地產投資來維持現有的經濟增長，也便有了今天中國越來越嚴重的財政泡沫與房地產泡沫，而這將對未來的中國經濟增長構成嚴重的威脅。第五，在這樣一場政府“動員”加工資的“運動”中，唯有政府部門幾乎可以說是名利雙收，政府既獲得了關注民生的聲譽，又從企業不斷增加的工資發放中獲得了工資稅（此稅不是個人所得稅，是企業在向員工發放工資時上繳的稅費。政府是一個非生產性機構，理論上政府所得即為企業和民眾所失）。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是：生產和出口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結果，絕不是原因，用消費來推動經濟增長的國家幾乎都沒有好的未來；試圖以提高工資來刺激內需是不可取的，在勞動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工資不是造成失業就是帶來通脹。這兩種情況不管發生哪種都會導致社會消費支出的下降，失業增加會導致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下降，通脹會鼓勵人們把更多的現金投資于不動產保值，從而對經濟增長有害而無益。社會收入差距的擴大主要應當依靠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來加以調整，而不能采用單一的收入再分配的做法，因為這會帶來效率的犧牲，并對縮小收入差距沒有多大的作用。真正能夠有效增加廣大民眾收入的正確做法，只能是通過發展教育（包括職業教育和知識教育）來提高人們的生產效率，真正能夠縮小人們收入差距的前提，只能是充分就業的經濟增長。為此，我們沒有理由不去維持經濟盡可能快的增長。

參考文獻：

[1]中國基尼系數2008年達峰值0.491 近年下降.財新網， 2013.1.18.

[2]西南財大調研報告稱：城鎮失業率達8.05%.人民網，2012.12.12.

[3]世界銀行.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重塑世界經濟地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4]統計局：城鎮人口數量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中國網，2012.1.17.

[5]瑞士世界經濟論壇.2012年報告.

[6]世行報告稱中國勞動生產率不及拉美印度.21世紀經濟報道，2012.5.24.

[7]世行下調中國經濟增速至8.2% 勞動生產率低于拉美.南方都市報，2012.5.25.

[8]世行報告稱中國2.54億貧困人口排名世界第三.中國發展門戶網，2009.4.10.

編輯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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