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司法

　　古來的公權者，不論國內、國際或區域的，也不論民主、專制或獨裁的，都得確認規則，管理事務，裁斷糾紛。這三項職能，便是現代所謂立法、行政和司法。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配置、載體乃至名稱，因治國理念、政治體制和法律傳統的不同而多有差異。作為公共權力，司法的責任在于裁決涉案糾紛，施與公力救濟，以公正為要旨。然究竟何為公正，如何公正，又取決于不同時代和場景里的理解和條件。因此，就象古希臘哲人說的不能兩次踏入的一條河流，大至政治原則、審判體制、法官制度，小至法庭布置、法官服飾、判決用語，司法總在不斷變化，推陳出新。那么，怎樣的變動才稱得上“司法改革”呢？

　　近世所言司法改革，著眼點有三，即司法權在政權結構里的位置，司法權的內部構造以及公民的權利。就趨勢言，一是司法獨立，審判不受立法、行政等其他權力的干涉，司法機關還可以通過案件審查立法、行政等是否合憲合法，從而形成分權制衡、尊崇法律的憲政體制；二是建立井然有序的管轄與審級體系，統一實施法律，并通過嚴格法官任免，提高法官待遇，確保法官具備公平審判所必需的知識技能和生活條件；三是朝著“有權利就有救濟”的方向改革訴訟制度，為受到侵害的各項權利提供救濟，而且強調司法程序中當事人的權利（如被平等權、無罪推定權、沉默權、辯護權），用公民權利構造正當程序。這三個方面，是現代司法的關鍵，其意義既在保證司法公正，更在塑造法治。司法改革之于法治的意義，主要在于通過強化司法的權威來增強法律的權威；在于通過讓一切涉訟機構、組織和個人進入法庭接受裁判而將他們切實置于法律之下；在于通過獨立、公正、合格的審判，提高經濟活動和其他社會行為的可預期程度，使普通民眾不僅可以根據明確而穩定的規則來規劃和安排自己的行為和生活，而且對于糾紛發生后會得到怎樣的裁決，也能夠懷有合理而穩定的預期。

　　近世司法改革是漸進而多樣的。它的完成，不意味著改革的終結。近些年來，許多國家和地區又出現改革司法的動向，其因由和進路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司法與社會之間的緊張加劇。面對岸然獨立的法院、養尊處優的法官、高度專業化的訴訟和有錢才說理的律師，作為納稅人的普通民眾要求國家提供方便、及時、低廉而有效的訴諸司法的途徑（access to justice），要求既有法定權利也有實際可能獲得司法救濟。如英國新近的民事訴訟改革方案提出的盡量避免訴訟、訴訟時少對抗多合作以及簡化訴訟等原則，歐美國家每年投入巨額經費用于法律援助，都是為著緩和這種緊張關系。二是國內司法與國際司法之間的緊張加劇。近代革命以來的司法乃是以主權國家的治理和管轄為前提。隨著國際交往與合作增多，區域一體化和全球化加快，這種司法體制從原則規則到知識技術都面臨強烈沖擊。例如，歐洲人權機制要求歐洲理事會成員國的法院在裁決任何涉及歐洲人權公約的案件時必須考慮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在國內救濟用盡時，當事人還可以越出國界，告到斯特拉斯堡。可以說，調節司法與社會、國內司法與國際司法的緊張關系，對于從整體上改革近代革命以來的司法，的確具有實質意義。

　　當代司法改革的實際圖景當然比以上描述要復雜。有些國家的改革既要完成現代司法建構的一般課題，又要回應新的時代課題。這樣的雙重挑戰使這些國家可能陷入忙于應付、多頭作戰的窘境，也可能獲得另辟蹊徑、形成后發優勢的絕好機遇。有些國家的司法改革著眼于加強司法的知識技能，提高司法對全球化浪潮和社會危機的應對能力，走出“大行政、小司法”的格局；有些則著眼于融解兩大法系司法理念與技術的傳統隔膜，改革各自的法治樣式。還有些國家和地區賦予司法改革以特別的意義，如有的把司法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實質性進路，有的則把司法改革作為滯緩不濟的行政改革、經濟改革的權宜性替代，藉此化解民眾的改革情結，轉嫁政治責任。

　　漢語“司法”本古時官名，如唐代的州、縣分設“司法參軍”、“司法”。 英文“judiciary”指司掌審判的權力和機構，非官名。用“司法”對譯“judiciary”，自然是超出了古語“司法”的原義，而且，究“司”字之義，此譯還可以說擴張了司法的功能。因為“司”者，主持、掌管也。《史記 .太史公序》：“命南正重以司天”，“司天”即掌管天文，司法，便是不僅掌管審判而且還掌管整個法律了。這是從詞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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